【编者的话】

　　本报连载“高考30年征文”以来，引起许多读者的热烈反响。不仅是获奖者和投稿者关注自己的作品，许多错过征文活动的人也天天阅读这些文章。因为，那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那慷慨激昂的岁月、那有怨言却也无悔的青春……历经30年的岁月，依然闪亮，依然烙在一代人的心里。

　　在获奖作品刊登期间，本报又陆续收到新的投稿。作者们不是想赶上错过的征文活动，而是希望以这种形式，铭记一个伟大的转折。本报也特别挑选了一篇“迟到”的作品，共同缅怀那段历史。

　　【一等奖】

　　没有那场变革，也许我现在每天早上只会挪开鸡窝前的破砖，把手伸进去摸摸鸡屁股里有没有蛋，而不是坐在计算机前设计复杂的科研程式。没有那场变革，也许我还在戈壁滩上徘徊，挖掘残存的红柳根带回家烧火取暖，而不是处理浩瀚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数据，从中挖掘出地球内部变动的微弱信息。                                                                                      ——董大南  

　　我的77级三部曲

　　董大南  北京大学77级

　　【小档案】

　　奖项：一等奖

　　姓名：董大南

　　职业：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科研人员

　　(一)我被北大除名了

　　(二)想高考？没门！

　　(三)79年，我上了77级

　　三十年前中国领导人的一项重大决策，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命运。我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既是77级，又不是77级。

　　这是怎么回事？嗨，那得从头说起。

　　(一)我被北大除名了

　　1964年，我考上北大，上学才两个月就被莫名其妙除名。当时北大是全国高教系统社教运动试点，社教工作组一进校就杀气腾腾开除了一批入校新生，我被除名时连原因都不准告诉我。

　　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所在系党支部书记因为自己小舅子没考上高中，对我能考上名牌大学十分嫉妒，写了我一份诬告材料，凭空编了我六大问题，象学习目的不端正，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与右派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这事本来就很荒唐，因为他和我从无来往，对我根本不了解，风马牛不相及，他写我材料简直匪夷所思。当时北大社教工作组竟然不经核实取消了我的学籍。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三好学生莫名其妙被开除，为什么美妙的宣传和残酷的现实完全对不上。我看报纸，找不到答案；我听广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为了寻找真理，1965年我报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当时有许许多多表现和成绩优异，因家庭原因无法考上高中和大学的青年，为了唤起组织的信任报名到了新疆。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把青春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党组织再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就象祥林嫂拿出积蓄捐了门坎，认为自己赎了罪，阎罗王再不会来找麻烦一样。

　　戈壁的风沙和严酷的现实粉碎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家庭出身的紧箍咒从他们哇哇落地起就缠住他们，到哪儿都不会改变。远离家乡，繁重的劳动，无情的歧视，缺油少盐喝包谷糊，看不到前途，看不见希望，知青们这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被清扫出门的垃圾而已。

　　然而，离城容易回城难。只有夜深人静时蜷缩在地窝子的舖板上，思念故乡的亲人，儿时的伙伴，校园的往事，带点甜蜜，又带点苦涩。

　　“文革”中，这些常年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扫荡的狗崽子们的命运更加凄惨。我进疆时的老搭档副班长（我是班长）和几个上海知青感叹在边疆找对象难，赌气说这辈子不结婚了，就为此他们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副班长承受不了折磨在禁闭室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剁成5截，埋在沙包里。

　　当时我背着家庭出身和北大开除的双重黑锅，受的冲击可想而知。那个年头，能熬着活下来是我们唯一的愿望。什么招工上调，什么推荐上大学，轮不到我们这些贱民。

　　(二)想高考？没门！

　　就在这时，平地一声惊雷：恢复高考了！年龄放宽，老三届年龄都能考，我上学早两年，恰恰是六六届年龄，也能考。

　　上天有眼啊，给咱们平民百姓放开了一条路！如果党委推荐，我连边都沾不上，可如果参加高考，我十拿九稳进入新疆前几名。咱要求不高，考个师范学院就行了。只要能考上，考个师专也行。

　　顺利报好了名，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高考越来越近，考生们日以继夜补课复习，要把荒废了多年的功课补起来。高考中断了11年，现在第一次恢复了老百姓有权参与的平等招生方式，谁都想上学。对失学多年的老三届，这个机会更加珍贵，说不定就是末班车啊。

　　我倒是胸有成竹，有时忍不住来点胡思乱想。十多年了，现在又将重上学堂，这不是梦吧?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好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真的吗? 让我看看……上卡车了……林带，渠道，沙包，戈壁，渐渐远去……再见了，和我一起度过苦难日子的农场兄弟们。上火车了，过了吐鲁番，过了黄河，长江……故乡啊，我回来了……

　　然而，高考前一天，专区招生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到垦区招生工作组，上面写着：

　　“不准董大南进考场。”

　　为什么？为什么！

　　犹如五雷轰顶，所有的幻想，美梦，期待，全部完了。十多年哪，才盼到这一个机会。我急急找到招生工作组的人，问为什么我不能上考场。他冷冷地回答：

　　“你不是老三届，这次高考没你份。”

　　“可其他不是老三届的知青为什么就能参加这次高考？”

　　“你已经考过一次，你心里应该清楚为什么。”

　　是，很清楚，就为我被北大开除这个“历史问题”，我连参加高考的政审都通不过。可中央不是说重在表现么？我这十几年的表现还不够过硬？不信你可以问问这里各级领导，他们可以作证。

　　没用。什么重在表现，这全是假的！

　　第二天，各团场考生兴高彩烈地走进考场。我怔怔地望着他们，两腿发软，好象在一艘冰海沉船上望着他们上了救生艇。

　　眼前一片漆黑，完了，全完了。

　　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反正已经豁出去了——  向中央告状，要求平反冤案，重返北大！

　　(三)79年，我上了77级

　　在千千万万含冤受迫害的人中，我算是幸运的。1979年，我的申述信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调查人员查明了这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紧接着，北大复学通知下来，要求我比新生提前三天去北大报到。

　　已经耽误了15年，光阴如金。我决定用报到前一个半月时间突击自学大学前二年课程，要求插班77级学习。77级中有不少老三届，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79级的新生太年轻了，和他们在一个班，我恐怕要成出土文物呢。

　　也不知那一个半月是怎么过来的，天天起早摸黑自学，眼睛都熬红了。凭心而论，那种狼吞虎咽的学法是不扎实的，最多是似懂非懂而已。顾不上了，先混过去再说，以后再慢慢消化。

　　八月底，我又到了北京。

　　15年过去了，又看到北大校门，图书馆，未名湖，水塔。景色依旧，人物全非。当年天真幼稚的学生，现在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当年阶级斗争炮声隆隆的校园，现在是外语声朗朗，学生专心攻读学问的场所。变了。

　　系里告诉我, 79级招了三个专业, 问我要去哪个专业。

　　我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外。“我要跳77级学习。”

　　系主任诧异地看着我，“他们已经把基础课学完了，你跟得上吗？如果到时间跟不上，只有退学，不能留级。你可要想想好，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政治迫害喽。”

　　“我想好了。如果跟不上，我甘愿退学，不会怨你们的。”

　　“那……你跟系里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联系一下。他要考核一下你的实际水平，如果他签字同意，我们再给你办手续。”

　　当天晚上，我到了副系主任办公室。

　　副系主任先简单地问了问我自学过哪些课程，然后问了些这些课程中的问题，都是些基本概念，我还能对付。

　　二十多分钟后，副主任问起我“文革”中的经历。然后，话题转到了“文革”中的北大。再往后，聊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遭遇。再往后，我们干脆探讨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究竟有没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

　　一晃，快11点了。

　　哎呀，我是来考核的还是来聊天的？怎么把正经事搁一边呢？

　　副主任在表格上签了字。“你已经通过了。”

　　第二天，系里同意我插入77级。

　　就这样，一年半前我和77级失之交臂。现在鬼使神差，还是进入了77级。

　　我给邓公写信要求参加高考

　　廖国钊  华南师范大学77级

　　这篇东西不是“迟到”，也不是“补考”，是纯粹的交流，讲讲心里话而已。写下来也是为个人的一点纪念。因为高考30年的主题还是有点意思，尤其对亲历者如我。每个人的视野不尽相同，但求真实，故见仁见智。为纪念它，写的日期定为2007年12 月。   ——廖国钊

　　少年的时候，我有个理想，当个科学家，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研究呀，发明呀，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果。我那时相信，能让一棵稻苗长出两株稻穗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将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

　　有人批评说：这是“只专不红”，此路不通。

　　那就当个工程师吧，为祖国建造高楼大厦，飞机轮船，让自己的名字与自己的贡献一样，流芳百世。

　　又有人批判道：这是“成名成家”，还冠以资产阶级的头衔。

　　个人主义既然要不得，那我要当个地质工作者（红色的），为祖国找石油；当个医生（革命的），救死扶伤，为人民除害治病。这总可以了吧！少年的心思，总比天高。理想如云彩，飞来飞去，总离不开“上大学”三个字。

　　政治风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年轻人的心中，对未来，仍充满了憧憬。读书上学，好像天经地义；高中毕业考大学，顺理成章。再大的风雨，还能刮进我们的校园吗？

　　然而，1966年的那场风暴，真的来了。它首先刮乱了校园，教育成了重灾区。它横扫了神州大地，从国家主席到掏粪工人，无一幸免。1966年，正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相对于初中生，最初我们还比较理智，但后来，大家都疯狂了。

　　6月，北京传来砸烂科举，废除高考。远在广州的我们也骚动起来，班上有人带头，跟着造反。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某响当当写好一份大字报：“坚决退出高考，大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他马上在上面签了名，完全真诚，并号召大家签名。凭我的出身，论我的气概，我哪有资格签第二名呢？无奈我正站在他旁边，笔已递过来了，责无旁贷，躲不了。我想，高考复习已经起跑，还能打退堂鼓吗？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外表还是要革命造反。我至今还记得那沉重的几笔签名。理想的翅膀折断了。

　　那时的人较真诚，觉得发了誓的事就要做，所以我才觉得若有所失。换了今天的人来，讲讲假话，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担心是多余的：不用你退出，高考已自动不存在。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要拉下马，什么高考，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十年风暴，全国浩劫。随着老三届的命运，上山下乡，青春最美好的时光，洒在了五指山麓，黎母岭下。8年的知青生涯，希望已变麻木。正在无望之际，招工，回城，一阵风把我刮回广州的一个航务工程局。

　　我逐步懂得这段历史，不只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国家的浩劫，民族的悲哀。

　　终于，人民盼来了这一天，四人帮倒台了。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邓公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之一，成为改革开放百般措施中重要的一环。那些日子，看着满身伤痕的祖国母亲一天天康复，我们是多么兴奋啊。

　　那时也怪，很多正经八百的重大消息，是靠小道，私下传递的，但也很准确。北京消息说：人人都可以考，但本单位的领导说：25岁以上不许考。我急了，这不是明摆着卡老三届吗？找他说理，他说“上面没有文件指示”。

　　改革的春风已经吹起，我们不再是唯唯诺诺的良民。“给邓公写信！”我心头一振。

　　事不宜迟，连夜执笔，“尊敬的邓副主席……”，开头了，手有些发抖。先谈谈自己吧，回顾了文革，和8年上山下乡；再谈谈老三届吧，为老三届请命，不是为我一人；再问问，单位领导不让我们考，这是您的政策吗？接下来，慷概陈词，联系上四个现代化，祖国，未来。与报刊上的标准语言，力求一致。慢慢地，像和一位理解知青的老人对话。想起邓公在文革的经历，让我有信心。

　　信写好了，信封上郑重地写上：“北京 邓小平副主席收”。还贴上足够的邮票。第二天，定定神，把它投进绿色邮箱。

　　信发出了，能做的，仅此而已。我绝不指望这封信，真的能到达邓公手里。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改革大潮，汹涌澎湃，不可逆转，谁也挡不住。过不多久，到处传遍：恢复高考，应届生可以考，知青可以考，工农兵可以考，老三届可以考，没有年龄限制。

　　我的信，真的起了作用？是，也不是。我相信，那些日子里，这样的信，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人们的呼声，堆在邮局，省委，中南海，邓公的书桌上，何止千万？“文革”鼓吹的那一套思想体系，十多年了，似乎已成金科玉律。凭谁拍案而起？凭谁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对改革开放的先驱，我永远深怀敬意。

　　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高考那天早上，我推着自行车，走过农科院的田埂，那是天天上班走的路。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在想，也算是决心吧：老三届这趟末班车来得不易，这回一定要考好，为邓公争气。那时的人，就是有这样的思维局限性。

　　当我坐在大学的教室，抚摸着新印刷的书本，回顾高中毕业后的12年，一种失而复得的悲喜，占据了我的心。风风雨雨，转了一圈，回到原来的起点。我无法赞美12年的弯路，也不认为得到“锻炼”应付出12年的代价。不过，它既然发生了，你有什么法子？不妨豁达些乐观些，从头越吧。

　　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是由包括77届在内的所有历届大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更主要的，是全体中国劳动者-各行各业，白领蓝领，脑力体力-共同奋斗的结果。不少无机会上大学的人，在不同领域，也各自取得成就，值得赞扬。上山下乡时，我看到了很多山区里的孩子，素质不比城里人差，不要忘记了他们。

　　自1977年起，无论走了多远，无论得到了多少，我都心存感激，永志不忘。因为，30年前，有一位伟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作者现系东洛杉矶学院教授）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