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多农村生活中,感觉最有成就的是养了一头近300斤的大肥猪;最香的饭菜是从一大锅热气腾腾干净的猪食中挑出的红薯;最有特色的川菜是“泡花生秧”与“炒红薯藤”;最刺激的是夜半黄鼠狼偷袭鸡群的惊叫声;最有忍耐力的是肩挑一百多斤到数公里外“送公粮”……
时光似水,岁月如歌。 1977年的高考,象冬天里燃烧的火炬,点燃了570万中国年轻人的人生希望,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其中也包含了类似本人一样的平凡人。
1975年8月,我从四川泸州市一中高中毕业后,随着“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到四川资阳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刚刚步入社会,单纯而充满幻想的我们,热血沸腾,青春焕发,在农村这片热土上挥洒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当时的日工资为人民币二毛不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季复一季,我们干着诸如插秧打谷,割草收麦,开山辟岩等农活。
在两年多农村生活中,感觉最有成就的是养了一头近300斤的大肥猪;最香的饭菜是从一大锅热气腾腾干净的猪食中挑出的红薯;最有特色的川菜是“泡花生秧”与“炒红薯藤”;最刺激的是夜半黄鼠狼偷袭鸡群的惊叫声;最有忍耐力的是肩挑一百多斤到数公里外“送公粮”;最满足的是从一分半“自留地”中种出了各色瓜菜;最有技术含量的农活是修建沼气池……
由于在“学工学农学军学医”运动中,泸州一中紧邻陆军38医院,我们便选择学医。没想到此一特长在农村得到了应用与发挥。我用针灸风里来、雨里去为缺医少药的当地农民治病,居然治愈不少患者,其中斗胆地把几名聋哑病人治得有起色。我因此被评选为“县优秀知识青年”。
由于父母是“臭老九”,教师子女唯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学习的习惯,因此学习成绩好。初中时我曾是班长兼学习委员,高中入学考试语文成绩全区第一。高中时是学习委员及数学课代表。因此在1977年初,便去了丹山区中心学校代课教初中。
由于家庭原因(祖父曾是国大代表,陆军少将;外祖父家是大地主),父母常被批斗,弟妹们也时常被路人指背骂为“狗崽子”,所以我们很小就立志要好好学习,要争一口气。但在那“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我唯一的奢望就是转正成为一名初中教师。
难忘1977年的10月12日,邓小平复出后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在听到广播时,我半信半疑,激动地与朋友一起在田野上边散步边议论了几个小时。
在仅有两个来月的复习中,我争分夺秒,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增加营养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天吃鸡蛋。
在匆忙备考后我就进入了考场。此后不久,得知已上预选线,每天都会到邮局查询。
终于,在1978年元月,我收到“昆明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激动得全身哆嗦。更好笑的是,在去办转移粮油关系的途中,掉了入学通知书,幸好被一好心人见到并转交给我。
母亲对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不放心,请了她的一位已支援越南作战多年的学生陪我去昆明报道。记得我是第一次乘成昆线火车出川,用扁担挑行李到学校,那根扁担一直保留了许多年作为纪念。
当时四川的大学录取率仅百分之一点几,全公社500多知青,仅考上3名,我的泸州一中高中同学,据说那年也只有我一人被大学录取。
在“昆工”,我们七人分上下铺住一间屋。全班68名学生,只有3名女生,年龄从15岁到30多岁。第一次上课时,每当有最小与最大的同学进来,全班都会大声欢呼。
尽管年龄悬殊,大家都发奋学习,誓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夺回来。“一个书包一个碗,寝室教室图书馆”就是当时的三点式生活方式的写照。
清晨教学楼图书馆没开门便门口站了一大群人;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是常见现象;晚自习各个教室都座无虚席,熄灯后仍有同学用手电看书;周末节假日少有同学外出;为买一本英汉辞典不惜步行几个城区,为借一本参考书要去远在市里的图书馆……学生拼命学,教师努力教,大家都感到那如饥似渴学习的岁月,是生命中最充实的一段生活。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时常萦绕那几百学生同唱“音乐之声”的热烈景象。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川建材局丹巴云母矿, 任职采矿助理工程师,住在海拔3000米以上,工作在近海拔5000米的矿坑里。
工余时采雪莲,挖虫草,食野果,饮泉水;清晨及傍晚在云端欣赏巍巍碉楼,珍稀禽鸟,奔驰牦牛,跳跃猴群,丹巴美女,与那漂浮的七彩仙景, 在藏区的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
就在矿领导确定我为副矿长第一候选人(据说是县团级)时,我考上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 读研时,曾是生活委员,光华研究生经济学会秘书长。
毕业后到成都理工大学任教三年后,又考托福GRE,得到北德克萨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学习。
有了上山下乡的生活底蕴,每天在餐馆十多小时的打工,有时只睡4小时的苦读,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磨炼,通通都应付了过来。
回首往事,农村锻炼镕就的身心,为我今后人生的拼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7年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下乡及77年高考,永远是我值得铭记的岁月!
(作者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