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纠正错误历史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呢?寻找那些历史材料困难大吗?
赵耀贵:1997年,我参观了犹他州普洛蒙特里的戈登斯派克国家历史遗址。遗址的负责人邀请我作为志愿者,研究当年修筑美国大陆铁路的中国工人。
初步探寻的结果令我泄气,因为我只发现了5个家庭的大约50个名字,而当时据报有数千中国工人。国家公园的管理员告诉我,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原始工资单保存在沙加缅度的加州州立铁路博物馆。
刚开始我打电话、写信给博物馆,要求得到当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薪水册的信息。他们的回答是,那些纪录存放在地下室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必要对公众开放。
等待了一年左右,1999年,我决定亲自造访博物馆,驱车往返上千英里去沙加缅度。仅记录和复印有1500名领取工资的中国工人领班名字的薪水册就花了两天时间。
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创建数据库,走访工人后代,写作、编辑、出版这本书,陆续发现一些后代的名字,但获得信息很困难,因为中国文化不喜欢讨论家庭收入的来源和数量。
很多美国人对那段历史知道一些,但对具体情况知之甚少。我写这本书出于3个原因:第一,增加公众对中国铁路工人为美国发展所做贡献和牺牲的认识;第二,纪念我的祖父;第三,我发现了一些新的历史资料,要纠正以前出版的书籍的某些说法。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本书不是赢利的书,因为读者不会太多,而成本却很高,但我觉得义不容辞,因为它展示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令您感到兴奋、欣慰或者悲伤的吗?
赵耀贵:我对能发现1500名中国工人的名字以及日期、薪水、工种感到兴奋。有些记录已经遗失,我只发现了1864年到1867年的月度薪水册的一半。
薪水册只显示领班或者签劳工合同者的名字,他们负责领取现金,然后发放给他们组里的工人。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发现最早雇佣日是1864年1月,而不是现有书上记载的1865年5月。
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加州科尔法斯的一个组织,正想去除一块纪念当年手工挖掘布鲁默溪谷的第一个铁路施工队的牌匾,因为他们根据一个错误的历史记载称,那会儿中国工人还没来。
另外一个发现是,当时该公司累计雇佣华工2万到3万人,而公司并不知道这个数。我还发现最早的25个工人的名字。
在寻找华工的后代中,我见到了几位后代,他们口述历史,包括一位叫Johnny Yee的,其曾曾祖父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死,尸体没找到,这样的人当时不少;我还见到了在工地上干活时间最长的工人Hung Wah的曾孙。
赵耀贵发现,华工数目春秋最多,冬天较少,最多的是4月,有5365人,最少的是元月,约900人。华工因工作不同而薪水不一,薪水较高的是铁匠,每天1.34美元,其次是劳工合约商,每天1.15美元,工头每天1美元,铁路司机、伐木工人都是1元,厨师每天0.66美元;侍者最少,每天0.60美元。薪水还要扣掉一些“成本”,平均每名工人一个月薪水30美元,可是七折八扣之后,只剩12美元。
至少1200名华工死亡
记者:那您这两三年一直在与美国学者辩论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赵耀贵:过去3年,我在加州7个地方演讲。普通民众认识到这个历史的重要性,但历史学家不认同,因为我运用了合乎逻辑的推论法。我把中国工人来美时间向前推移了一年,这个他们没有太大异议。最大的争议在于中国工人的死亡数。
我从1870年沙加缅度报上发掘出一条消息,当时发现了约2万磅人骨。我结合史料推算出有1307名工人死亡。但美国有学者不同意,有的声称只有50人死亡。
另外,到底有多少中国工人被招到美国,也有争议。
赵耀贵在他的博客中写道,从1864年到1869年,大约有1200名中国工人在从沙加缅度到普洛蒙特里山顶的690英里铁路路基建设中死亡,相当于每3英里死5个人。
其实没人知道确切死亡数目,有人估计高达两千人。死因包括爆炸、雪崩、泥石流、肺炎、冻死等。
1866年炸药取代了黑火药,来进行爆破作业,但因为威力太大,工人伤亡增加,不得不停止使用。
雪崩令许多工人死不见尸,而多数从中国热带地区来的工人因为不适应美国中部的冬天严寒,水土不服,冻死和得肺炎死的不少。
没有见到有工人因为中暑和痢疾死亡的记录,这可能与这些华工戴“苦力草帽”,习惯用开水泡茶而不喝生水有关。
记者:能说说您的祖父吗?他1870年来美国,而铁路在1869年就贯通了,为何您说他是铁路工人呢?
赵耀贵:我不了解我的祖父,因为在我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但我的叔叔James Chew告诉过我祖父的故事。
我祖父来自台山县,祖父1870年来美国时还很年轻,据我叔叔讲,他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娶了一个移民的女仆人为妻。他来了以后,参加重修铁路的工作,因为当时赶进度,许多地方不得不返工重建。
当时,铁路华工来美国受到严重歧视,他们来美国的路费是由铁路建设公司暂付的,但来了以后要连本带息还给他们。除了为中央太平洋公司工作外,祖父还种一些中国的蔬菜,卖给当地人,他在业余也加入了西部淘金热潮。
我父亲是祖父7男1女中的长子,出生在内华达州温尼穆卡镇,当时这是铁路工人驻扎的小镇。祖父所生7男1女,前3个出生于内华达,后5个出生在旧金山,所以我猜想,祖父后来移居旧金山了。
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纪念祖父。我的中文名字叫赵耀贵,我祖父叫赵荣贵,名字很像;他帮一个新国家建设交通设施,而我帮我的国家设计第一个火星探测器。
政府应道歉
记者:布什总统最近在亚太裔传统月讲话中专门提到了铁路华工,您认为华人对美国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像加拿大政府那样,为当年的“排华法案”道歉呢?
赵耀贵:布什总统能那么说,我很高兴。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因为我相信铁路华工留下了超乎775英里铁路之外的遗产。
他们建设了最艰难的路基,开山填壑,凿通13座硬石隧道,在积雪覆盖层建设了40英里线路,创下一天铺轨10英里的纪录。
他们留下了中国工人的工作精神,善于观察、克服不利因素、坚决果断、生命力强、甘愿为未来一代牺牲等良好的风范和名声。
最重要的是,这个成就只有他们才能完成。
我觉得政府应当为排华法案道歉,因为这是历史上唯一由政府针对某个族裔的歧视性法律。
作为在旧金山出生的第三代华人,赵耀贵已不会讲中文。他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获得工程学士,1969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硕士,在航天领域工作了40年,其中30年是当工程师。
令他自豪的职业业绩一个是1976年,帮助解决了人类第一个探测火星器械的关键问题;第二是设计制作了医疗设备,用在两次太空飞行中。
赵耀贵告诉本报记者,他小时候,母亲就对他说:“你是中国人,将来应该回中国看看。”长大后,因为各种原因,他一直没能成行,直到1992年他第一次到湖北襄樊开学术会议才第一次去中国,那时他已经60岁了。
赵耀贵(William F. Chew)是一位76岁的华裔老人,美国国家宇航局的退休工程师,几年前缘于参观140年前中国工人修建的美国西部铁路遗址,想到自己正是铁路华工的后代,有感于美国人对这段历史知之不多,萌生了探索这段尘封历史的念头。
他不顾年事已高,四处奔波,在故纸堆里翻刨,寻找华工后裔,与美国学者辩论,2004年出版了《美西大陆铁路无名建设者》(Nameless Builders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一书。
赵耀贵说:“华工当年就是‘苦力’的代名词,很多华工后代羞于讲述这段似乎不光彩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以后这段历史或许更会被淹没。”
初夏时节,赵耀贵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