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从1849年到1906年，美国大约有250个城镇发生过暴力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人被强制赶出家园，放逐他乡，驱离美国，甚至被暴打致死，你一定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排华在当时并非个案，在加州和美国西北部以及中西部一度相当普遍。

　　这场被人遗忘的战争往事，这段被人忽视的耻辱历史，被特拉华大学教授珍妮·普菲尔泽（Jean Pfealzer）系统地挖掘出来，公诸于世，这就是她一个月前刚出版的新书《驱逐——被遗忘的排华战争》。

　　普菲尔泽教授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余东晖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本报今日刊登专访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于明日刊出。

　　令人震惊的尘封历史

　　普菲尔泽为了写《驱逐——被遗忘的排华战争》这本书，花了大约7到8年的时间来准备。而她开始研究美国排华史，还是30年多前的一次偶然发现促成的。

　　那是上世纪70年代，还在读研究生的普菲尔泽在加州州立大学汉波特分校找到了一份临时教职。

　　上课时，她环顾教室，发现居然没有中国孩子，没有亚裔面孔。

　　“我生在洛杉矶，长在加州，这可不像是在加州。”当她向别人问起这个奇怪现象时，一名妇女告诉她：华人是不会送他们的子女到这里的，因为上百年前，华人就被驱赶出了汉波特（Hamboldt）县。

　　这引发了普菲尔泽探究的兴趣。 普菲尔泽认为位于加州西北角的汉波特县是美国最美的地方之一，也是她最深爱的地方。“这更使我觉得义不容辞，因为你越爱它，就越想搞清跟它有关的历史真相。”

　　从汉波特的海边小镇尤瑞卡（Eureka）入手，普菲尔泽第一天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工作时，就找来19世纪的报纸和微缩照片查阅。

　　“那天下午，我明白那不只是一个镇的故事，而至少是40个镇，我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普菲尔泽指出，美国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因为以前参考资料很少，也没有多少学者涉及。

　　“最先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这么普遍？我生于加州，在加州上学，然后到伯克利大学，主修美国研究、英文和少数族裔历史，为什么没人告诉过这个故事？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愤怒。”

　　渐渐地，在挖掘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普菲尔泽的情感也波澜起伏，既愤慨那段残酷而系统的“种族清洗”历史，也感叹中国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不屈不挠精神，还被中国女人即便身陷青楼，仍敢于主张自己权利的勇气深深感动。

　　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普菲尔泽动情地说：“打动我的是中国人抵抗的数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没有不反抗的。他们是在受压迫之下奋起反抗的勇者。”

　　1849年，加州兴起淘金大潮，中国人1850年就来了，仅1852年就来了上千中国人。与此同时，针对中国人的暴力事件就开始发生。

　　以前，中国人把离乡背井、抛妻别子视作很可怕的事，他们生怕再也回不去了。但实际上，中国商人很快也来到美国，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交涉那些暴力事件。

　　“中国男人做好了来来去去的准备，他们真正是全球的人，跨国度的人。”普菲尔泽如是评价中国男人。

　　普菲尔泽提到在美国打第一个集体官司的中国男人们。尤瑞卡镇的华人在1885年2月6日的那个凄风惨雨的周末被赶出家园，连夜被赶到两艘汽船上，送到旧金山。他们周一上午抵达旧金山，当天下午就有52个人，包括两个女人，在一个叫Wing Hing男人的领导下召开会议，邀请媒体，宣布要起诉尤瑞卡镇政府，指控他们的财产遭损坏，身体被攻击。“刚刚经历了这么糟糕的周末，就开始反击。这无形中起到了保护其他几千名中国人的作用，使其它有类似排华想法的城镇不得不三思。”

　　争取权益的勇敢抗争

　　在那段充斥着混乱和暴力的历史中，这样的华人奋起反抗比比皆是。他们发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关于赔偿的法律诉讼，要求赔偿财产，审判施暴的义务警员，要求获得土地拥有权，要求子女有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等。

　　为了能够在驱逐他们的城市中继续居住，华人组织了罢工，拒绝出售蔬菜，以期通过迫使这些城市断粮取得斗争的胜利。

　　此外，他们购买武器，使用来福枪和柯尔特自动手枪等进行自卫。   1893年，10多万华人拒绝遵守美国政府要求他们佩戴贴有个人照片的身份证。普菲尔泽认为，那是当时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不合作”民权运动。

　　“我的书不仅仅揭示一段羞辱的历史，也是一个关于自豪和勇气的故事。”普菲尔泽强调。

　　普菲尔泽称：“虽然我的书副标题是被遗忘的战争，但我觉得中国人赢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被赶出了250个镇，但他们在更多的城镇留下了。他们甚至重返尤瑞卡，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洛杉矶。圣荷西唐人街被烧了5次，他们也不离开。”

　　普菲尔泽表示，华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打破了原先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老套观念，认为华人只是被动挨打、战战兢兢、不敢出头的所谓“模范移民”。不是的，他们很有勇气维护自己的权益。

　　还有一个妓女的故事令普菲尔泽感动。一个叫Yoke Leen（玉莲）的36岁妇女，已经被买卖了很多次，沦落妓院，但她是第一个上法庭伸张自己权利的中国女人。

　　当她的丈夫犯罪入监以后，她怕自己再度被人买卖，就在索诺拉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的丈夫在监狱里，不会与占有我的人打架，我来法院就是为了要说，没有男人再可以占有我了。”

　　普菲尔泽说：“那是1910年的事情，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呀！”

　　研究美国莫忽视华人

　　作为一个白人教授，普菲尔泽何以如此执着地挖掘研究那段似乎与她毫不相干的华人历史呢，她是否遭到保守派的责难？

　　对此，普菲尔泽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说：“我一直在民权、妇女、劳工、跨族裔等方面很活跃；我有许多美国华人朋友；我有一个跨族裔的家庭，我最小的女儿16岁，是我领养来的墨西哥后裔；我们生活在多族裔的社区里；我研究的是美国真实的历史；我在特拉华大学进行跨族裔研究和教学，也从事东亚研究。对少数族裔视而不见，是不可能准确研究美国的。”

　　据介绍，普菲尔泽其实也是移民的后代，她的父母分别来自俄罗斯和新西兰，她丈夫的父母来自希腊。

　　普菲尔泽说，华人历史学者对她帮助很大，给她提供不少材料。他们非常希望这个故事能说出来，一直鼓励她：“接着干！别停下！”至于美国人，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这不是你的事情。”

　　当然多数人不知道这段历史。有一次，普菲尔泽到一个小镇，小镇图书馆馆员说，那里从来没发生过排华的事情，但她有真凭实据，知道那里发生过，于是她就把材料与他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

　　成争取赔偿权先驱

　　《驱逐》并不仅仅是一本描述仇恨和绝望的书，还是一部非凡的抗争史。中国人不愿走开，他们继续在夏斯塔地区进行斗争，并在特拉基镇组建了自己的火枪队，在阿玛达县成立民兵组织进行自卫，拒绝离开蒙特里和圣荷西。

　　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针对中国人的恐怖主义行径被认定为一种国际罪行。在旧金山“中国六大公司”商人的积极介入下，他们通过诉讼要求对受损财物进行赔偿，并下令禁止警察的野蛮行径。

　　据悉，在第一部《排华方案》实施后的10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一共提起了700多次法律诉讼。

　　普菲尔泽证明，美国华人是争取“赔偿权”的先驱。

　　在19世纪，他们采用“不合作主义”（ civil disobedience）结合“共同起诉”的策略，引领了20世纪民权运动的潮流。他们的反抗在1882年大规模抵制《基瑞法案》时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就是人们熟知的“狗牌”法案，它要求华人移民佩戴一张识别身份的卡片，不然就面临被驱逐的命运。

　　普菲尔泽将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立法称作美国“第一批国内护照”，它所引发的抗议“可能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不合作运动。”

　　旧金山的“六大公司”命令所有11万华人移民拒绝遵守这一法案；在中国国内，为了报复华人受到的虐待，美国传教士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遗憾的是，到了1894年，中国政府为了与美国签署贸易合同，放弃了对华人劳工运动的支持，1000名华人被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