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哈麦德博士打了个比喻：如果回到19世纪的美国西部，鸦片几乎就是中国人的同义词。人们一提到中国人，第一个反应肯定是鸦片，而一提到鸦片，头脑中闪现出来的也是中国人。这不仅跟鸦片是由中国人带到美国有关，也跟当时媒体的妖魔化鸦片吸食以及刻意丑化中国人不无关系。

　　《鸦片之争以及19世纪美国西部排华法案》一书指出，当时在美国西部，几乎所有的唐人街都设有鸦片馆（opium den）。在内华达、蒙大拿、德克萨斯、怀俄明、犹他和俄勒冈州，也有很多中国人开设的鸦片馆。因此，沾染吸食鸦片习性的中国人虽少，但因为鸦片馆总是开设在唐人街，吸食鸦片也不可能与中国人脱离关系。

　　当中国人大批来美时，美国上流社会正是英国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标准当道，表现在对妇女的要求便是希望保持自身贞洁、在家相夫教子。埃哈麦德在书中写道，拥有这维多利亚式道德标准的人在西部并不占多数，但这些人垄断了媒体，并利用媒体宣扬这样的观念。一时间，这样的道德标准成为各阶层人士争相效仿的对象。

　　19世纪最后40年中，成百上千份报纸在美国西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多数的社区都拥有至少一份周刊或是日报，早期的媒体视自己为道德的捍卫者、社会的改革者。

　　埃哈麦德博士说，当19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精英阶层、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也开始频频光顾鸦片馆时，媒体充满了对鸦片和中国人的仇视，有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记者的笔下，那些鸦片贩子被称为“野蛮的中国畜生”、“没有灵魂的人类爬行动物”。记者们危言耸听地表示，如果美国人继续使用鸦片，美国的道德沦丧将为期不远。

　　1833年，《盐湖每日先驱报》的一篇文章写道：自己看见一对白人男女精疲力竭地俯卧在鸦片馆的地上，一看就知道刚经历了什么疯狂之举。犹他州的Ogden Daily的一篇文章则声称，看见“中国男子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诱骗小女孩到鸦片馆”。

　　当口诛笔伐已经不够的时候，媒体开始呼吁城市的官员、以及立法机构通过法律、政令或是条例来禁止吸食鸦片。1876年9月12日，Virginia city通过了美国第一个禁止吸食鸦片的法令，9个月后的1877年的6月，Carson City也通过了类似的法令。在之后的两年中，波特兰、俄勒冈、夏延（怀俄明的首府）、怀俄明都通过了类似法令。到1899年，至少已有10个州和领土相继通过禁止吸食鸦片的政令。

　　禁止吸食鸦片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效果却一直不甚理想，因为烟民对鸦片的心理依赖以及鸦片走私的暴利，远非报纸的曝光或是立法可以停止。19世纪70年代中期，官员和医生终于加入到记者的行列，要求抵制中国移民。他们声称，地方、领土或是各州禁止鸦片的禁令已不能奏效，只有全国禁令才能彻底根除鸦片，而除了商业条约、征收重税，还有一个途径便是限制中国人进入美国。

　　吸食鸦片加上中国劳工带来的竞争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种种因素叠加，终于导致联邦政府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

　　埃哈麦德认为，虽然媒体对鸦片吸食的报道出于希望美国免于道德沦丧的职业需要，并非一定是阻止中国移民来到美国，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排华氛围，对《排华法案》以及一系列禁止吸毒法案的通过起到了巨大的舆论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