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 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0年代初至2000年任职联合国中文部。

　　花俊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1968年从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当时导师对他很好，帮他找工作，后来找到一份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讲师的工作，结果还没去报到他就接到匹兹堡大学的录取和奖学金通知，来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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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游行 支持大陆

　　记者：当年参加游行支持中国大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比如，再也回不了台湾了？

　　花俊雄：想过，不过我想回不去（的日子）也就几年罢了，当时的想法是，用不了几年（解放军）就解放台湾了。我母亲那年65岁，我想我花俊雄在我母亲有生之年一定可以再回到台湾见到她人家。

　　当时，总有管区警察去骚扰我家里人。后来我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说我是因为家里穷，所以出卖自己给共产党。我跟我妹妹说，他们有种就到海外来找我，不要骚扰我家人，否则我在海外也不会放过他们。我知道电话被监听，所以故意说给他们听。结果从那以后警察就再也没有来，“教育部”后来还派人去慰问我母亲。

　　有一次我岳母托人到“教育部”打听我的记录，结果委托的人出来说，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你千万不要跟他有任何瓜葛，这个人案子很大。

　　记者：1971年9月21日的游行，当时的报道说有人持枪到现场被逮捕，你有没有害怕有人暗中开枪？

　　花俊雄：当时的气氛的确很紧张。台湾当局放出风声说，要买枪手。但我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是不敢的。但当时没人敢当游行的Marshall（指挥），大家都害怕影响到自己在学校的奖学金。后来我们商量，如果有谁因为作Marshall而导致奖学金被取消了，大家就凑钱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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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的9月4日，美国劳动节。还在匹兹堡大学读书的花俊雄和来自全美各地的400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了在密西根大学附近举行的一个特殊夏令营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有人提出了高举五星红旗，到联合国前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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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俊雄：台湾来的保钓的朋友主要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回不了台湾，一个是可能脱离群众，因为大多数人那时思想上还跟不上这样的变化；但是香港来的朋友认为这是必须做的，并确定了几项原则。

　　最后，夏令营中还举行了文艺演出。我担任主持，第一首歌就是唱《东方红》，最后一首唱《国际歌》……大家都觉得这革命歌曲真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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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9月21日是联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投票的日子。支持台湾和大陆的两派华人都在这一天聚集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前。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支持台湾的人群大约有3000人，这些人在47街和一大道的哈马绍广场集合，这一群体中以年纪较大的人居多，而支持大陆的人则集结在42 街和一大道的街口处，其中多是年轻人，人数大约有800人，总指挥是花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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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俊雄：当时主要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朋友，因为大陆没有人在这里。游行时，四个人在前面举五星红旗，后面跟着14个毛主席头像。

　　记者：据说当时支持台湾的示威者有人向你们这边冲过来，但被警察拦住？

　　花俊雄：对，后来大家就相互喊口号，他们说“赶快投奔自由，过来吧!” 我们喊“打倒蒋介石!” 他们也喊“打倒毛泽东!”

　　记者：当时还有一些美国人也站在你们这边？

　　花俊雄：是的，主要是黑豹党的人。那可是全球左派运动高潮的年代。

　　后来过了好一阵子，联大的2758号决议通过，大家就相互打电话庆贺。当时主要是非洲国家支持我们，所以周恩来他们一直讲，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放弃学位  任职联合国

　　记者：你在匹兹堡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后来怎样？

　　花俊雄：我学历史，PhD。当时我的导师许倬云对我很好，但他老人家和我的政治观点不太一样。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民运动（1923-1927），写了400多页。

　　导师建议我可以先答辩，再慢慢修改。后来我和答辩委员会的一个日本裔教授产生分歧，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用词和我的意见不一样。这是其中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当时正值保卫南沙，唐德刚、吴承祖、陈庆几位教授搞了一个座谈会，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些老师都很反动。有位很有才华的留学生郭松棻曾经说过，要“打倒博士买办集团”，再加上我当时已经考进联合国了，所以有没有这个博士学位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于是我打电话给我老师，说我论文不做了。

　　记者：你后来回过台湾吗？有没有见到你母亲？

　　花俊雄：我第一次回台湾是我来美国20年以后了，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当时(台北)经文处一位好像叫曲良的国安局少将约谈了我四次，最后他给我上政治课。

　　我说，我回去是想看看我母亲，我们这些保钓的人现在在岛内影响力也已经消失了；重要的是现在两岸开始通航，关系开始缓和。最后他跟我约法三章，回去之 后一不准公开演讲，二不许写文章，三不许做任何对台湾不利的事情。

　　家里人包了一辆大巴到机场接我。我不担心，但家里人担心，要求我出门不能一个人。其实我对国民党也没有说过坏话，再怎么斗都是我们的家务事，我从来没有在外国人面前说过国民党不好。我们保钓的人中也没有人寻求过政治庇护，我们不能卖国。

　　首次大陆行走访多地

　　记者：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去大陆？

　　花俊雄：1975年。之前错过一次去见周恩来的机会。1975年夏天，经香港到广州。当时周恩来专门派人到广州来接待我们。结果没接到。

　　记者：为什么没接到？

　　花俊雄：因为他们不认识我、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人来接我们。

　　记者：都去了哪些地方？

　　花俊雄：广州、抚顺、鞍山、沈阳、北京、上海等地方，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安排罗青长来接见我们。在各个地方主要是去学习，去工厂，去公社学习。前后大约有一个月。

　　记者：之后这么多年，组织了多少次游行？

　　花俊雄：不记得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我们一群人到Mott街游行，两边的楼里到处向我们扔酒瓶子。那时，我们去贴海报，滚烫的浆糊刷上去立马变成冰，但旁边还得站着几个人保护，因为随时都会有打斗。当时我腰里就缠着一根钢丝绳鞭，随时准备开打。

　　记者：警察不管吗？

　　花俊雄：中国人之间相互打斗，警察才不会理呢。每次游行都是我带队。因为我是红五类！我嗓门大，喊口号响亮！那时候要随时准备文攻武卫。那是活得像一条汉子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