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世界了嗎？改革開放30年來，這一問題看似不曾懸而未決，但實際上，它依然存在。遲至2008年， 中國人才猛然發現：在北京奧運會的聚光燈下，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時候，它卻懸而未決。

　　改革開放，“開放”是其中的重要主題。可以說，2001年7月，北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進入世界”（包括“走出中國”）的衝動是其中最重要的動力。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從“被動開放”走向“積極開放”，從“被動接受全球化”到“參與全球化”進程。2002年12月， 上海申辦世博會成功。至此，中國人深信，這個有著古老文明的國家已經“進入世界”。

　　然而， 這一次的“進入”，在中西文明交往史中是前所未聞的。如果從《馬可波羅遊記》問世——約1298年算起，700年間中西文明交往，旣有“東學西漸”，也有“西學東漸”，但“西學東漸”是主要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個“遙遠的東方帝國”是被動者。而1978年以來，這個歷史事實正在被改寫：中國不再是被動的“他者”，她是“進入”世界的積極者。並且，“歷史環境”根本不同了， 她第一次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放棄了“閉關自守”，積極參與了“全球化進程”。也正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模式已經出現歷史性的轉換，“走出中國”非常形象地描繪了當代中國與“鄭和七下西洋”的根本不同。也正是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孜孜孜不倦地探索中西文明於一爐的發展道路，即建設現代化、文明國家的“中國道路”。他們始終沒有放棄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共也沒有放棄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堅持。

　　但是，在那個申辦奧運成功“不眠之夜”7年後的2008年，以拉薩“3·14”事件為導火索，引發了西方世界無法抑制的普遍焦慮，包括國際輿論的“反華”浪潮，與之相對應的是，在中國激發了非常廣泛的“民族主義浪潮”。面對西方媒體的“扭曲”，中國的年輕人從憤怒、沮喪到困惑，產生了強烈的挫折感，並由此提出“中國進入世界了嗎”的問題。

　　這一問題之所以懸而未決，主要是因為三個原因。第一，自“五四”以降，一直存在中西文化價値觀之爭。尼採“重新估定一切價値”的名言，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在“五四”時代的普遍觀念。余英時說：“中國價値系統整體面臨‘重新估定’的嚴重挑戰，而‘估定’的參照標準則是西方近代的價値系統”，“中西文化的爭論構成了現代中國人文化硏究領域中一個中心的‘問題意識’” 。這旣可以上溯到譚嗣同1896年的“沖決倫常之網羅”，也可以追溯到梁啟超1902年的《新民說》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現代的價値觀。

　　第二，中西之間的國家經濟利益之爭。鄭永年以為：“在文明衝突的背後就是各種具體的利益，是這些力量利用和挾持了‘文明’。”美國奧會主席尤伯羅斯說：“凡大國辦奧運，一定會出現政治爭議，這是難以避免的。”說到底， 這個背後是中西戰略利益之爭，是世界經濟政治主導權之爭。

　　第三，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一直根植於中國特殊的國情，中共由“十三大”到“十七大”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而西方世界則往往輕忽了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有時又誇大了中共對於意識形態的堅守。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西方相當“焦慮”、中國相當“煩惱”——中國“進入”世界，遇到了雙重的“不適應症”。

　　中國可以“進入”世界嗎？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將是“雙重的檢驗”。刻下的中國，在受到挫折感之後，人們為之有“不辦奧運會多好呀！”的感歎。這可能表明，中國對“進入”世界的畏懼與不安。但2008年，終將被認為是中國“進入”世界的元年。因為，北京舉辦奧運會已無可更改，甚至任何退縮都無濟於事。它將因此改變世界和中國自己——以19世紀的目光看待中國的西方觀念必須改變了，中國則應在普世文明的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民族主義，以理性和包容的思維擁抱世界。但中國“進入”世界的意義，卻可能不再是“西方文化自我認同構築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