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擺脫《長恨歌》

　　“在得過許多奬之後，我依然，或者説更爲高興這次獲奬，很大程度上因爲這是在《長恨歌》之後的獲奬。”4月13日下午,大陸知名女作家王安憶剛剛憑藉《啓蒙時代》獲得“華語文學傳媒盛典·2007年度杰出作家”奬，對於獲奬後興奮的心情，她毫不掩飾。

　　故事

　　“老三屆”的精神成長史

　　王安憶的《啓蒙時代》是一部描寫一代人心靈成長的小説。20世紀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狂飆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裡的靑年人抛到了一起。從高官公寓和從市井裡弄走出來的男女主人公們，帶着靑春的熱情、敏感、躁動和迷茫，頑強而莽撞地爲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尋找理由。

　　書中，王安憶以理性、精緻、綿密的筆觸，解剖和描述了60年代中後期的上海，主人公南昌、陳卓然、海鷗、阿明等幾個年輕人的成長故事。

　　小説中的年輕人，狂熱迷戀馬克思的著作和各式各樣的革命理論，甚至可以大段地背誦那些歐式的華麗詞句。

　　他們燃燒激情、理想膨脹，在磨難中成長，在眞實的世界裡逐步去發現理想與空想的區別，從熱衷於生硬的敎條到自覺地去感知有溫度的生活。

　　有業內人士認爲，這是一部“老三屆”的精神成長史，王安憶書寫了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從來不需要想起也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段歷史。她保持了一貫的冷靜，並沒有去寫風起雲涌的“運動”，即使是描寫衝突——父子之間、階級之間，靑春的躁動、越軌等等，也是波瀾不驚，靜水深流，發人深省。

　　表白

　　一部傾注心血的作品

　　對於折桂“華語文學傳媒盛典·2007年度傑出作家”奬，王安憶毫不掩飾心中的喜悅，“因爲這是在《長恨歌》以後得的奬。前些年，《長恨歌》出來以後幾乎把我別的創作都覆蓋了，別人都看不到我的創作了。其實在《長恨歌》之後我還寫過很多東西，但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个奬是評給《長恨歌》之後的《啓蒙時代》，這是對我這段時間努力的一種肯定。所以對於這個奬我還是非常在意的。”王安憶興奮地説。

　　《啓蒙時代》出版以後，評論非常多。王安憶對此表示不予關注，因爲她難以分清什麽是評論，什麽是宣傳圖書的策略，所以她不會太在意別人的評論。

　　王安憶表示自己非常重視《啓蒙時代》這部作品，她創作這部書時，付出了很多心血。“這部書的寫作時間並不長，只用了一年的時間。但重點並不在於時間的長短，而是在於這個作品對我來講是否具有挑戰性。”

　　王安憶説，“它顯然是在我熟悉的寫作之外的，它是我比較陌生的寫作方法。這種陌生包括題材、人物和自己的經驗。尤其那個時代衆説紛紜，那麽多人都在寫，並且對它已經有了一種固定模式，你再去寫這個時代就會有很大的難度。到目前爲止，外界對我這方面的評價還很不確定。”

　　創作

　　那個時代可以邂逅很多不可能的東西

　　當有人問到王安憶是否認爲《啓蒙時代》這部作品非常成功時，王安憶表示，“成功不成功是由別人説的，對我自己來説，我覺得我基本上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不敢説十分滿意，因爲這部小説確實很有難度。相比之下，《長恨歌》就沒有這麽大的難度，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內。《啓蒙時代》就有點超出我的能力了。這和我的性格也有關，我本來不是一個對大時代有把握的人。我只對日常生活、自己的認識、經驗比較得心應手。不過也正是這點使自己很興奮，有挑戰性。”

　　王安憶同時表示，在這部作品中，有幾處描寫她不太滿意但又不知該如何糾正。“比如説第三章，本應該是寫得最好的，因爲我最熟悉寫那些市井裡的女孩子。但因爲我太強調合理性，所以寫得有些拖沓。”

　　寫作對王安憶來説是生活的一部分，自《長恨歌》以後她寫了4個中篇小説，都是十多萬字的，時間久了，王安憶覺得應該寫一部有分量的長篇小説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很多人認爲是中國的蒙昧時代，但王安憶卻把小説取名“啓蒙時代”，很多讀者認爲這個名字很有意思，又好奇她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對此，王安憶解釋，“各人所站的立場不同，對事情的認識也不同。其實蒙昧不是‘文化大革命’時代才有的。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敎育是敎條主義的，同時又是集權政治的，趨向於意識形態”。她認爲，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倒有了一種自由的感覺，“因爲它把所有的學校敎育、社會敎育都推翻了。人們只能兩手空空地去認識這個社會，認識生活。那個時代，對年輕人是一個空白狀態。在那樣一個壓抑的年代，學校不用去，家裡沒有管束。雖然很多小説在受批判，但圖書館的大門是敞開的，因爲書都變成廢紙了，人們隨便都能撿到。那個階段空前地自由，沒有人吿訴你到底發生了什麽，只能自己去看去想，那反而就有了很多可能性。”

　　“太多的可能性”，這也可能是對小説存在異議的一個地方。在很多後來人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慘烈的，而王安憶筆下的南昌和他的夥伴們卻擁有一段優遊清淡的好時光。

　　這在王安憶看來是如此平常。“這是看你站在哪一個位置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很多人的描述中是慘烈的，這是不可懷疑的，它已經變成一個符號。對那段歷史的描寫一定是有抄家、批鬥、武鬥、虐待。但‘文化大革命’是在一個大空間裡進行的，每個空間有不同的狀態。在這樣一個動蕩混亂的大時代裡，人們還在生活，還有愛情，還有慾望。”王安憶如是説。

　　但她同時也表示，這並不代表她認爲那段時期是美好的，“那是個粗暴的年代。但小説並不是寫整體大環境，各人的處境命運都不相同，小説是生動具體的，它更關注個人命運。”

　　改變

　　大膽挑戰成功轉型

　　書中的南昌和他身邊的人比那時的王安憶年齡要大一些，這引發了人們的疑問，王安憶爲什麽要選擇寫這些人？王安憶表示，南昌其實也只比她大三五歲，但那時他們已經是紅衛兵了。紅衛兵和非紅衛兵的生活和命運差異是相當大的。

　　很多人反映王安憶對紅衛兵的描寫不眞實，她解釋，如果讓她正面描寫紅衛兵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爲她沒有這方面的素材，所以只能揚長避短。另一個原因，她認爲在運動當中的人是看不清事情的，寫“紅衛兵運動”的低潮期、“上山下鄉”還沒有興起的那個階段，是小説的主體。

　　但畢竟她那時候還太小，沒有陷入到那場運動當中去，以她當時的年齡大概是書裡舒拉的年齡，是那個時代的旁觀者。“旣然我要寫啓蒙，那我當然要寫更有受啓蒙的必要和條件的人，那麽就是南昌他們，他們都是我姐姐這一輩人，我跟他們也有一些接觸。”

　　《啓蒙時代》出版以後，有人認爲王安憶變成了一個思想家。也有人質疑她爲何要在小説裡對理論有如此長篇累牘的討論。更倚重思想，而不是故事。王安憶對此予以否認，“我曾經寫過《叔叔的故事》，裡面談到叙述性的理論更多了。還有一個是《我愛比爾》，裡面也曾大篇幅地談思想談藝術。我經常這樣寫作，因爲這是語言叙述藝術的專利。”

　　而對於小説中涉及了一此革命理論、當時的政治理論。王安憶則表示，在小説裡的那些理論是非常個人化的，如果拿給政治家看，他們肯定不會承認是政治理論。而她使用的這些寫作手法，實際上是爲了表達人物精神啓蒙的過程。“他們當時一定要找到出路，一定要進步。他們對這場運動都有自己的解釋。南昌對理論的討論，可以説是尋找自己的思想目標，尋找一個思想出路，或者説是要建設他自己的世界觀。”

　　在書中，王安憶放棄了一貫擅長的女性經驗和寫日常生活的優勢，轉而以男性成長爲核心，偏向思想性寫作。

　　對於自己的變化，王安憶認爲這是一個自我挑戰，“我一般是比較適合寫女性的。寫女性和日常生活是我比較熟練的東西，但老是寫太熟悉的東西會覺得有點厭倦。所以這個小説對我來説有幾個挑戰：寫男性對我而言是個弱項，寫大時代也是個弱項，因爲我沒有親身經歷。如果你親身經歷過的話一定會有新的發現。”

　　不可否認，王安憶的這次挑戰是成功的，她的改變被外界所接受，獲奬證明了一切。

　　作家小傳

　　王安憶，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上海定居。1970年赴安徽五河插隊落戶，1972至1978年在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任樂隊演奏員，1978年調入上海《兒童時代》雜誌社任小説編輯，1987年應聘上海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2004年受聘爲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敎授。

　　1977年發表作品，迄今出版《王安憶自選集》六卷、長篇小説《黃河故道人》、《69屆初中生》、《流水三十章》、《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啓蒙時代》等。

　　另有中短篇小説集多部，共500餘萬字，部分作品有英、德、荷、法、俄、日、以、韓、越等譯本在海外發行。

　　《髪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奬，《長恨歌》曾獲第五屆茅盾文學奬，《啓蒙時代》獲華語文學傳媒盛典2007年度傑出作家奬。                ■本報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