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張西望

　　由於藏獨分子的搗亂，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使西藏成了國際媒體的熱詞，也使中外媒體在交戰中陷入了這場一邊補課充電一邊上陣交鋒的狀態——那種宣稱“西藏文化正被中共滅絶”以及中共宣傳機器根本在封殺達賴的説闢，其實是一個並不容易爭辯得清楚的僞命題。

　　西方人不瞭解中共的統戰思想，自然也就不瞭解何以對達賴採取目前的政策——只要他宣佈放棄藏獨主張則始終與其保持對話之門敞開——在1986年大陸出版的重要辭書上《統一戰線工作手冊》第336頁， 就有一辭條“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僅200字，末行是“1959年3月出走印度”， 並未使用“叛逃”一詞， 顯出中共的柔性。

　　近來筆者翻讀《達賴喇嘛傳》一書，想起1992年那個5月，在亞東乃堆拉山口（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時所經之要鎮）還是風雪漫天之時， 拉薩市區已有春意。在西藏人民出版社的讀者服務部（即出版社的直營書店），藏漢文字圖書琳琅滿目，令筆者與新聞界同仁大嘆學海無邊， 佛經太難。而書店裡藏文圖書區的年輕人也很多。在內地加西方的流行文化衝擊下，那個場景還是令人安慰的。

　　就這一點來説，中共的民族宗敎政策執行得還算不錯。只是這些年筆者沒有機會再訪西藏、不瞭解那裡的市井變化，但藏醫藏藥以及藏香藏式佛珠在內地年輕人中間的大行其道可以證明；隨着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多，藏族文化不是滅絶而是更加繁榮豐富了。

　　話題説回到達賴喇嘛。作爲西藏喇嘛敎格魯派（黃敎）敎主之一（另一敎主是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迄今已傳十四世，詞意來源於藏語（一説蒙古語），意爲“大海”，“德智廣深如海無所不納之上師”，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格魯派領袖人物索南嘉措有此稱號時已是三世（前兩世爲後人追認），自大清順治十年（1653年）正式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後，歷任轉世必經中央政府冊封成爲定制。

　　事實上，大陸靑年一代知識分子很喜歡西藏文化，不僅藏族作家阿來的小説《尘埃落定》曾風行一時，甚至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作也譜成了曲進行現代流行音樂的演繹——藏語版的歌曲演唱其實在大陸的互聯網可以隨意播放來欣賞。曾有從事西藏文化硏究的朋友吿訴筆者，十四位達賴之中，以六世倉央嘉措最具才華（也是生平迷離、最具爭議的一任達賴喇嘛）， 也因此藏族靑年知識分子稱譽他的詩歌是“徜徉在神與人之間”， 並由此窗口透視西藏宗敎。

　　門派林立的藏傳佛敎現在看來的大一統局面源於元朝時期支持上層喇嘛逐漸掌握政權。因此如果沒有歷史的觀察，則很難看清楚西藏歷史上政敎合一的制度與達賴之間的關係，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當代必然引起誤解，也難以梳理出人權意義的西藏歷史變遷路線圖。

　　儘管達賴及其轉世系統要維護政敎會一制，但從十三世達賴便開始在政治與宗敎之間發生了遊移的態度——當時，英國殖民者掌握印度並進而覬覦西藏， 卻遭到了已控制了蒙古地區的俄羅斯的反擊， 在列強拉鋸式的“瓜分中國狂潮”中，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因英軍入侵拉薩而企圖投奔沙俄未果， 6年後卻又逃亡印度投靠英國。到1932年圓寂時，中共學者認爲他“在反帝愛國方面動搖不定”。

　　這個歷史線索的厘清可以吿訴人們，轉世繼承了土登嘉措衣鉢的十四世達賴眞如“靈魂也轉了世”，在新中國成立前夜竟兩度猶疑是否支持中共所建立的中央政府，以至於簽下和平協議、赴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拜見毛澤東並致贈大量珍貴禮物和贊詩之後仍再度發生動搖，並最終流亡到印度……

　　20多歲時的十四世達賴年輕資淺、猶豫不決、首鼠兩端尙可理解的話， 如今早已古稀之齡的“佛法上師”竟然還能一邊派家人同北京保持溝通，一邊還動員國際影響力追求夢中的“大藏區”， 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宿命”二字了。

　　當然，人們也難以忘記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那十年， 中共民族宗敎政策遭到踐踏，民族宗敎工作也基本被取消，“民族、宗敎上層人士受到打擊迫害，廣大信敎群衆被迫停止宗敎生活，宗敎職業人員被迫還俗”（《當代中國的統一戰線》1996年版第422頁）。中共在30年前自我修正並改革開放，然而這段慘痛的歷史卻也成爲中共同達賴對話的歷史包袱之一。

　　在筆者看來，或許神與人還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旣然六世達賴用人性的詩歌留下文學遺産，那麽十四世達賴又當如何徜徉在神與人之間——想必不可能再回到政敎合一的歷史場景去了。因爲一切已塵埃落定。

　　從西藏事件、聖火傳遞看中國外交

　　香港  戴慶成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 中國政府逐漸明白“槍打出頭鳥”的道理， 一向追求低調外交政策，即鄧小平版“韜光養晦戰略”。這種政策雖成功令中國發展起來，但也使其常被西方笑爲“紙老虎”。近幾年來， 爲了還原眞實面目，中國領導人開始把外交政策由“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爲”， 不願再當國際事務的旁觀者。

　　作爲一種綜合實力，一個國家威望的産生除了依賴一定的經濟實力，還需軟實力配合。而且政策一旦過火，譬如一國由於對自身權力不夠自信而被賦予某一特定的超出實際承受力的使命時， 反而會引出負面效應。1996年大陸在台海進行軍事演習以圖阻嚇“台獨”分子。儘管當時大陸已堪稱一個經濟大國， 但北京的國際聲音依然很弱，結果美國調派軍艦到台海“將了大陸一軍”。

　　去年下半年發生了兩宗與中國有關的威望政策走過頭的事件。第一件是去年8月發生在緬甸的“袈裟革命”，第二件是蘇丹達爾富爾危機。兩件事的相通之處是： 中國開始和平崛起後， 無形之中又陷入了美國所謂“相關利益者”的圈套中。西方政府紛紛要求中國在兩大事件中“有所作爲”，但實際上這些要求大大超出了與中國國力相應的水平及外交準則，中國無法控制緬甸軍政府和蘇丹達爾富爾的叛亂派閥，更何况中國也不會幹涉他國內政。

　　近來發生的西藏暴亂和聖火遭遇干擾事件，也可看作此種威望政策遭遇尷尬的另一翻版，種種壓力讓中國陷入被動的困境中， 進退兩難。

　　美國知名國際關係專家漢斯·摩根索在其經典著作《國家間的政治》中指出：向它國顯示本國所擁有的權力，旣不虛張聲勢又不謹小愼微，才是明智的威望政策。過去數年， 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 令外界耳目一新。但最近發生的系列事件正好提醒中國，目前仍未眞正崛起。未來中國有必要重新調整外交政策， 暫且韜光養晦， 靜待時機。

　　（作者系資深傳媒工作者）

　　煞有其事談“入衛”

　　台北  范蘭欽

　　筆者最近聽成功大學醫學院創辦人黃昆嚴談“敎養”， 他説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不思考”。但筆者想， “台獨”不就是建在“不思考”上嗎？以情蔽智，以“沒敎養”爲榮嗎？這次選舉結果證明， 多數人厭煩了“沒敎養”，做了點思考， 但眞正想通了嗎？黃昆嚴的結論説明， 其實還差得遠。

　　黃昆嚴説，他每年都帶醫生團去歐洲遊説，助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他在美國醫學界也工作甚久， 算懂洋務， 但他説那批醫生什麽都不懂， 根本無法辦外交。然筆者反過來想， 如果進世衛是對的，爲什麼派這批沒有外交能力的醫生去做呢？還是進世衛根本就是錯的、是假的，只是一項“台獨”儀式，故派的是“台獨”遊説團，就像“2·28”一樣， 哪有歷史學家在硏究呢？不就是一群政治巫師在作法嗎？

　　黃昆嚴帶批醫生去日內瓦， 在會場外草坪拉拉布條， 昇昇氣球，作法念咒，與搶聖火的喇嘛、鬧場的法輪功何異？5月炒世衛，9月炒聯合國， 過去每年都如此。

　　不進世衛也是“獨派”的決定。連戰當“行政院長”時，曾提出“亞太營運中心”， 若走下去， 今天博鰲“胡蕭會”的情景20年前就實現了。“汪辜會談”停滯幾年後， 大陸曾邀辜振甫再訪上海， 汪道涵隨即要回報訪台，當時處理相關事務的是“政務委員”丘宏達説，汪訪台就要答應台灣以觀察員名義參與世衛， 但李登輝知道後即拋出“兩國論”阻汪訪台，台灣入衛一事因此胎死腹中。

　　台灣要獨， 才使兩岸僵住，但“獨派”又不敢公然“廢憲立國”，因此就從“返聯”到“入聯”、從“觀察員”到“會員國”、從“中華民國”到“台灣”，一步步迂迴搞“台獨”、不成就搞更激進的口號， 愈貪愈腐愈激進。

　　申請加入世衛本來就是政治， 別説派些不能説的醫師，就算全團皆是黃昆嚴， 能言善道，也進不去， 進去的鑰匙不在日內瓦，而在台北， 在北京， 在博鰲。

　　（作者系特約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