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2版:大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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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敵人 中國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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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主办      
200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美國的敵人 中國NO.3

  2006年4月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華盛頓,與布什總統探討新型戰略夥伴關係。 新華社
  4月2日,美國財長鮑爾森與中國家家主席胡錦濤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會面。新華社
  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愛上中華文化。   資料圖

  也許正是因爲這些變數,讓不少居安思危的美國人讀出了許多憂慮。

  蓋洛普市場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已經取代朝鮮成爲美國人心中的三大敵人之一。

  中國眞的那么可怕嗎?國力日益上昇的中國會取代正在陷入次貸危機及伊拉克戰爭泥沼的美國,成爲世界頭號大國嗎?

  也許正是因爲這些變數,讓不少居安思危的美國人讀出了許多憂慮。

  美國蓋洛普市場及民意調查公司3月31日公佈調查結果顯示, 美國民衆認爲,在美國當前的主要敵人中, 位列前三的分別是伊朗、伊拉克和中國。 

  4月1日,美國智庫凱托學會負責防務和外交政策的副會長特德·蓋倫·卡彭特表示很意外:“一般來説,美國人對朝鮮、古巴和委內瑞拉等國的印象壞得多,中國怎麼可能是美國的第三大敵人?”  調查於今年2月11日至14日展開,蓋洛普公司對1007名美國人進行了抽樣調查, 設置的問題是“哪個國家是美國最大的敵人”,其中25%的人認爲伊朗是美國的頭號敵人,另有22%、14%和9%的人分別選擇伊拉克、中國、朝鮮, 而去年朝鮮排在中國之前。  

  “這主要受去年一系列中國負面新聞的影響。”卡彭特舉例説, 比如中國的産品質量問題、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和摩擦加劇、人民幣匯率問題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敎授時殷弘認爲,“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越來越大,經過西方媒體炒作,讓美國公衆模糊地覺得中國會威脅美國的地位,或是他們的工作機會。” 

  蓋洛普今年2月的一項調查就印證了這一點。面對“你認爲世界首要的經濟強國是哪個國家?”這樣的提問,40%的美國人認爲是中國,只有33%的美國人認爲是自己的國家,而2000年的這兩個數據分別是10%和55%。  

  兩黨參選人也都在渲染中國經濟威脅。希拉里3月29日表示,布什政府損害了國家安全並喪失對全球干預能力,原因在於巨額國債,其中多數由中國持有。“這當然也是影響美國人對中國看法的一個因素。”卡彭特指出。

  中國正在轉變國際角色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感受到中國日漸增長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多數體現在經濟上——在歷經多年吸引外資後,中國開始向外投資。

  今年2月,中國華爲公司聯和波士頓貝恩資本對3Com股權的收購,因華府的“安全擔憂”而擱淺。爲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還呼籲美國“公平”對待中國公司。

  這已不是首宗美國政府拒絶中國企業併購,先前中國海洋石油在併購優尼科石油公司時,儘管出資額比其他競爭對手高出十幾億美元,也同樣被美國以安全審查爲由阻止。中國聯想集團雖成功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顯然,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併購心存抵觸。因爲石油、網絡安全行業被美國視爲戰略生命線,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與美國利益相左的國家,其在美國“後院”的一舉一動, 都讓美國人一驚一乍。 

  中國在海外的新角色正在改變它長期以來的政策。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作爲中國派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的吳建民説:“過去,無論何時出現維和任務,中國或者不參與,或者乾脆棄權。因爲我們感到,維和不符合我們奉行的不干涉別國事務的思想方針。”而現在,中國的海外維和軍團人數達到8000。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最近表示,中國應當在世界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

  在國家能力方面保持低調已成爲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描述中國重新崛起爲世界主要強國時,中國政府已悄然丢棄“和平崛起”這個官方詞語。

  一些評論人士認爲,死守這種描述可能限制中國的某些選擇。而另有一些懷疑論者則指出,這樣的和平崛起在人類歷史上尙無先例。

  後美國時代的應對之道

  法國總統薩爾科奇不久前公開提出, 超級大國時代已經過時,未來30到40年世界將進入相對大國時代。香港《紫荊雜誌》刋文指出,從美國深陷伊拉克開始,有關美國霸權已經衰落的各種議論就層出不窮,而次貸危機的不斷蔓延並引發金融動蕩,美元持續貶値,使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懷疑美國霸權可能已走到頂峰,世界將逐步進入後美國時代。

  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

  該雜誌文章認爲,從長期來看,美國霸權衰落也將對中國提出新的挑戰。美國一超時代突然終結,必然會帶來世界的無序和混亂。中國國內的快速發展是與世界的總體和平與穩定分不開的,動蕩的世界很難使中國能獨善其身。同時,沒有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周邊一些國家失去了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安全保障,對中國疑慮、不安和抵制情緒可能會不斷上昇。

  因此, 該雜誌指出,美國作為原有霸主的地位和影響力仍是最大的,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加強與美國合作,同時還應加大與周邊各國的睦鄰友好合作,深化周邊合作,逐步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深層次疑慮和戰略防範,使周邊國家目前的大國均衡戰略逐步轉變為依賴中國的戰略。

  學者:中美共主不可取

  有美國學者提出,在美國霸權尤其是其制度霸權能力不足,已無法滿足世界發展需求的情况下,“未來世界的穩定需要一種中美‘共主’的格局”。然而, 有中國學者則認爲,這種觀點有諸多令人憂慮之處。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硏究所敎授劉中民認爲,儘管在現實層面,如何處理中國外交自主與中美共主的關係無法規避。中美“共主”論面臨的首要現實困境在於缺乏足夠的共識基礎。無論是在全球層面還是地區層面,中國與大國“共主”世界萬萬不可成爲中國外交的價値取向,同時更不要由此燻陶出一種急於發揮世界領導作用的大國國民心態。

  蓋茨:中國富一點更好

  與此同時,諸如微軟、IBM等跨國企業也從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中分得相應“蛋糕”。微軟創始人之一比爾·蓋茨本月4日表示,中國日益富有對世界有益;會有一天,美國的影響力將縮減到與它佔世界人口比例相當的水平。 

  在美洲開發銀行於邁阿密舉行的會議上,當被問及中國在拉美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是否會構成威脅時,蓋茨回答説“根本不會”。 

  此外,蓋茨還在某企業慈善事業的硏討會上説:“中國正在致富,這總體而言是件非常好的事。更多人能接受敎育,這意義深遠。要是你關心人類生存狀况,那就會認爲,中國富一點眞的更好。” 

  蓋茨還表示,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必將削弱美國的優勢地位。他説:“美國人口佔全球的5%。會有一天,我們的影響力將佔全球的5%。” 

  ■本報綜合報道

  美國需要新觀念

  很多美國官員及民衆對中國的擔憂都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事實上,中國對美國的要求已做出響應:自2005年以來,已允許人民幣對美元昇値15%。但華盛頓沒有人歡呼這場勝利,因爲美中貿易赤字去年高達創紀録的2560億美元。這種驚人的赤字助長了其他擔憂。中國的軍事雄心、它對環境和全球能源市場的影響……所有這些都令華盛頓憂心忡忡。

  在對華關係上,美國需要一種新觀點,以更深的經濟融合而不是保護主義爲出發點。在華盛頓談論涉華問題上,有3個貿易秘密,它們理應促成“坦誠談論”的革命。

  首先,儘管在過去兩年,人民幣昇値、美國經濟放緩造成美國對華出口增速兩倍於中國對美出口,但貿易赤字不會很快消失。因此,即便對華出口增速超過從中國進口速度,今後幾年雙邊貿易赤字仍會繼續擴大。

  第二,中國對美出口中有相當部分其實不是“中國製造”的。它們甚至都不是在中國製造的,當前的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組裝平台。60%以上的“中國出口”是在華跨國公司的對外銷售。

  最後,中國近年來購入大量美元和債券,美國人從中得益。中國支撑的信貸讓美國在“9·11”事件和網絡泡沫破裂後保持低利率,這刺激了消費和房價的迅速抬昇。

  中美經濟關係日益緊密,這造就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經濟融合利大於弊。美國領導人應主動求得務實、可持續的中國政策共識。把上述貿易秘密變成美國民衆普遍理解的經濟事實就是個很好的開端。《舊金山紀事報》

  三位總統參選人眼中的中國

  美國外交學會網站近日刋發文章梳理了3位總統參選人心目中的中國。但文章認爲,下一任美國總統必須決定:是否要以更爲合作的態度與中國進行接觸。

  奧巴馬:非敵非友

  在2007年4月民主黨內的一次辯論中,奧巴馬説,中國“旣非我們的敵人也非我們的朋友,而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奧巴馬還主張對中國産品實行高關稅,以迫使中國進一步放鬆人匯率。他也表示了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但他呼籲大陸減少在東南沿海的駐軍,同時允許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擁有更大的國際空間。

  希拉里:擔心中國經濟

  2007年2月,當“中國股市恐慌”導致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指數下跌416點的時候,希拉里給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財政部長鮑爾森寫信,敦促他們採取措施減少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

  今年2月,希拉里就曾表示,如果當選,她將要求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在中國這樣存在風險的國家“設立”監督辦公室。希拉里競選以來一直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録。

  麥凱恩:對冲中國影響力

  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曾在2005年對華裔組織“百人會”發表講話説:“這並不暗示我們會努力抵制中國崛起爲一個具有影響力的角色,但是這的確意味着保持我們在東亞的駐軍,加強我們同日本的同盟,以及我們同其它亞洲國家的關係,並通過像亞太經合組織這類組織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値。”

  在2007年11月發表於《外交》雙月刋上的一篇文章中,麥凱恩寫道,中國可以通過使軍力建設變得更透明來支持其“和平崛起”的主張,而且美國必須正當地懷疑這種挑釁行爲的意圖。他説:“我們的關係將只能建立在偶爾的共同利益之上,而不是共同價値的堅實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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