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沒有人能忽視台灣知名作家張大春在文學界的存在。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引進出版的其舊作《聆聽父親》中，筆名“大頭春”的張大春第一次如此老實，第一次暴露了自身的弱點，第一次説“從來沒有哪本書寫完有被掏空的感覺”。這意味着什麽？難道一貫喜歡炫技的張大春從此改變寫作風格了嗎？

　　搶救家族記憶

　　張大春説，寫《聆聽父親》事出偶然，“1997年除夕，父親突然摔倒，從此沒有再站起來。不要説久病牀前無孝子，他剛一摔倒我就絶望了，就有種想逃的慾望。但逃顯然不是辦法，我得找些事來做，讓絶望的父親覺得自己的70多年是有意義的，就決定寫些他過去曾經做過的事。” 

　　張大春説，當時他經常想，父親如果有一天突然離去，那些關於他的經歷、他所熟悉的家族記憶也都將隨他而去。在沒有人關心這件事的時候，這件事哪怕有存在的意義或是流傳的價値也會就此湮滅掉。“我做這件事的意義就在於將這些行將消失的家族記憶搶救並重新整理出來。”

　　《聆聽父親》創作完成後，張大春的父親已經病得很厲害，無力看這本記録了他的故事與記憶的作品。

　　“當我把這本書出版的消息吿訴他後，他也不關心。他指了指身邊水果盤中的那個橘子，大概是想要吃橘子，我就趕快給他剝。對於一個垂垂老矣的老人而言，書算什麽東西呢？”張大春感嘅地説。

　　意在“搶救記憶”的《聆聽父親》，讓人在歷史、家傳、小説、散文的歸類之間難以定奪，隱現的似乎是張大春“衝決知識疆界之文本”的見解。總有人問張大春這本書的歸類，他一開始都説“就當散文來讀吧”；但這麽讀下去，讀者似乎逐漸進入了他布下的“局”。“越多人覺得這是小説而不是家傳，那就意味着這本書開拓了家傳的疆域”，張大春掩不住自喜地説。

　　《聆聽父親》不會再有第二部

　　爲了該書的宣傳，張大春遠赴大陸。在首發式上，當張大春與大陸作家莫言、阿城魚貫踏入北京三聯書店咖啡廳時，早已等在那裡的人群一下子沸騰起來，滿場全是一雙雙睜大了的眼睛，仿彿戲台搭起，只等説書人引場開講。

　　無論是在《小説稗類》、在覆蓋北台灣的中功率電波裡，還是在北京的人群中，張大春都表現得恰如他筆下“失落了書場傳統及其語境的小説家”。

　　因此張大春當電台節目主持人，“冒充”説書人角色，每天下午在電台“説”新鮮出炉的文章。那些文章他從不拿去發表，他只滿足於擁有六七十萬的固定聽衆。也因此，他寫舊詩，因爲害怕自己會寫出“像水泥灌注而成的小説”。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在台灣作家陳映眞的小说《唐倩的喜劇》中，主角唐倩快速更換的每一個男友，在張大春眼裡就象徵一種“思潮”，“預示了美國文化強勢輸入台灣文化、尤其是文學界的風潮”。台灣作家詹宏志在給21歲張大春的小説寫序時，曾用上“頑童”一詞，張大春之後就再沒請人寫過序。他也被批評界批評爲“炫技”，這些都是貼上了就摘不下來的標籤。

　　張大春乾脆承認，自己“很眞誠地炫了很多年的技”。他説，自己“炫技”的意識，也許在小時候剛學會快步走時就已産生：每當“大頭春”在衚衕裡走路，就習慣走到任何可以拐彎的地方，向前猛走20米左右，然後一轉身再跑到巷子外面，假想後面的人一回頭就注意到他，並驚嘆：“嗬，這小子跑得眞快。”

　　這種喜歡“耍點小心眼”的習慣，在張大春長大、有了自覺後，就被嫁接到了寫小説“玩不一樣的技巧”之中。他説喜歡令讀者感到新鮮，稍稍給人點刺激，他寫作時，則“想像獲得被愚弄的樂趣”，並“假想讀者在明瞭那一刻的快感”。

　　但第一次的遊戲玩到第二次，張大春便覺得乏味；當小説磨煉得越發成熟時，他就越不想寫。他説《聆聽父親》也可能不會再寫第二卷了，即便人們看到書末標有“首部曲完”的字樣。

　　欣賞韓寒，欣賞郭德綱

　　在台灣與西方思潮同步的階段，台灣的現代文學雜誌團體湧現出了白先勇、劉紹銘等一批至今活躍的作家。相對於這些人，在張大春看來，此次在北京與阿城、莫言、余華等作家相見，似乎更心有戚戚。

　　大陸一些知名作家的書於上世紀80年代批量引入台灣文壇，张大春回憶，當時“大陆的文化氛圍、層不出窮的寫作招數，對經濟起飛的台灣造成了新鮮的刺激”。張大春甚至還一度賦詩給從未謀面的大陸同行。

　　16年前，張大春與阿城在台灣相見，阿城説的一句話“絶大部分的小説，一打開就是撲鼻而來的小説腔”，使“陳言務去”常年縈繞張大春腦海。他有時會想：“我在過去30年所從事的工作，會不會一直是個誤會呢？我是台灣小説家嗎？還是用漢字寫西方小説、生長在台灣的人？”

　　如今，他認爲，只有不寫小説，才沒有撲鼻的味兒。透過寫古典詩，回過頭一個字一個字地認。這時寫作成了“純粹學習的心智活動”，每個字都是一個故事，但每個字都沒有香味，沒有調料。

　　張大春欣賞大陸相聲演員郭德綱，聽他“對歷史不求甚解”之下“大俗”地活用，張大春樂得去收集郭德剛的曲藝音碟。

　　張大春也欣賞大陸“80後”作家韓寒對武俠語言如同周星馳之於電影的顛覆。他引用韓寒《長安亂》中的話，自稱對“匠人”、“匠藝”的着迷“像草一樣不能自拔”。

　　近10年來，張大春堅持寫舊詩，每日起早、睡前必寫。在這次赴大陸之前，張大春回了一封電郵給好友王德威：自己不清楚，堅持寫舊詩是意欲通過所謂名聲，吸引更多人來關注舊詩；抑或在不想動筆時，需要寫舊詩以做長久的積蓄，爲未來寫小説——“用漢字開發出不一樣的情感形式”打下新的基礎。

　　張大春解釋，不是説要取消現代小説，而是從爲自己“贏取作家的聲名”的小説寫作中回過頭，重入滋養過自己的史傳、説部、筆記材料的“醬缸”裡浸泡一下，“丢掉用漢字寫西方小説的習氣”。

　　炫技漸成往事

　　“爸爸，我吿訴你一件事：如果你寫稿用觸覺，寫出來的東西是假的；如果你寫稿用討論的，寫出來的東西就是眞的。”張大春的稚子張容在不滿4歲時，偶然從汽車後座蹦出這句話來。

　　大春將這段話放在《聆聽父親》的扉頁，稍不留心，就會讓人以爲這位父親與每位吃驚的讀者一樣，視此句爲“神童的深度”。可张大春不然，他覺得孩子並不懂得自覺、準確地操縱語言，只是無意識地拚貼語句，這引起他的聯想：“原來我們思想还未成熟時，一開始讓人以爲我們懂得思想；在沒獲得智慧之前，就很容易讓人以爲我們有智慧了。”

　　阿城將《聆聽父親》形容爲“直接打到心臟上的直拳”：“作家有自覺，沒被語言異化……文本中有互相顛覆的東西，把小説腔也顛覆掉了。”

　　《聆聽父親》，是張大春“給自己訂的契約”：“不要用成熟的寫作技術去寫的家族歷史”。

　　全書12萬字，用莫言的話説，張大春用12萬字寫成了自己要用100多萬字寫出來的故事，是極度濃縮了。可張大春説，這12萬字裡，還是有一些“觸覺”的成分在裡面：“只要貫透有想像力，就覺得不對，違背了契約。”

　　張大春説，《聆聽父親》也有“炫技”成分——給還不存在的孩子説故事，“煞有介事，聲淚俱下”。但是，寫了一年左右，兒子出來了，每天在他懷裡踢打、吐奶，他寫不下去了，因爲“沒辦法繼續假裝孩子不存在”。這一停頓就是4年。4年裡，張大春開始用電腦寫稿，寫完了60萬字的《城邦暴力團》，女兒也出生了。

　　有一天，張大春的夫人發話了：“房子還要付貸款吶。”這位父親遂咬牙用最短的時間將想對孩子説的話壓縮以後記了下來。“读者可以看出來，小説後半部分我與孩子對話的場景變少了，那是我最眞誠的時候。”

　　張大春小傳

　　張大春，台灣知名小説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東。好寫故事、會説書、擅書法、愛賦詩。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曾任敎於台灣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現爲台灣某電台主持人。

　　作品無數，以“大頭春”系列小説、《城邦暴力團》、《小説稗類》等名世。20年的寫作，張大春玩遍了各種小説戲法，台灣知名女作家、編劇朱天文説，“他一身的好武藝，我輩中小説的工匠技藝部分有誰勝過他？”

　　懲罰

　　你尙未赤裸裸地到來，而我已着實驚栗着了。因爲在身體的最核心，我有重大的欠缺；那是從我父親、甚至我父親的父親……就已然承襲的一種欠缺。簡單地説：我們這個家族的男子的恐懼都太淺薄，我們最多只能在命運面前顫抖、惶惑、喪失意志；再深進去，則空無一物。我們都不知道，也沒有能力探究命運的背後還有些什麽。

　　於是，一具健康偉岸了七十六年的軀體在摔了一跤、損傷了一束比牙籤還細的神經之後，就和整個世界斷離。作爲一個人，父親只願意做三件事：睡眠、飲食和排泄。這將是他對生命這個課題的總結論。如果你再追問下去：“爲什麽？”他會説：“老天爺罰我。”如果我央求他試着起牀站一站、動一動、走一走，他會説：“你不要跟着老天爺一起罰我。”我若不作聲、靜靜坐在他眄視不着的牀尾，就會發現他緩緩合上眼皮，微張着嘴，在每一次呼吸吐氣的時候輕誦道：“罰我哦——罰我哦——”

　　遠甚於被囚禁在僵硬的肢體裡動彈不得的懲罰是：我父親將從此以爲他的一生充滿罪孽。我的懲罰則是永遠無法將他從罪孽中解脫出來。

　　摘自《聆聽父親》

　　■本報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