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 奧林匹克聖火從希臘奧林匹亞，而北京而倫敦而巴黎， 將傳遞到舊金山。人類手手相傳的夢想——“罷兵止戈、團結友愛”的奧林匹克精神， 不僅將照耀舊金山海灣，更將輝映整個世界。儘管北京奧運會正面臨被一些人“政治化”的危機， 但來自希臘赫拉神廟的神聖之火，卻昭示世人：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乃至文化傳統、種族膚色的奧林匹克理想，爲東西方人類文明的對話點燃了一盞明燈。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這是愛德華·Ｗ·賽義德（Edward Said）爲自己的著作《東方學》所撰寫的題記。它的出處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那位被叫做馬克思的“大鬍子”先生講的話。用這句話來描繪3月14日依法處置拉薩打燒事件之後中國所陷入的情形是恰如其體的——一些西方的政客和媒介， 一直以來用“西方中心觀”的目光評判當代中國。中國的“不幸”是， 西方掌握了整個世界的話語權，一些人始終認爲中國“必須被別人表述”， 因此“中國聲音”，只要不接受“格式化處理”，它就可以被認爲是“無法表述自己”而被忽略。這當中， 有些屬於隨波逐流，是一種自己也未必願意承認的習慣性使然，有的則出於誤解誤信，有的卻完全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自大或偏見”， 直至不顧及基本的事實。正是在這種語境之下，明明是暴力事件， 卻“必須被別人表述”爲所謂的“和平示威”。

　　西方人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觀念，流行於19世紀， 但基本觀點在18世紀末就已經形塑了。1784年，赫爾德在寫作《人類歷史哲學的觀念》時， 對中國人國民性的“厭惡之情已經無法克制也無須克制”。他説：“中國人終究是中國人，這個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額頭低、鬍鬚稀、耳朶大、肚子大”。但是，赫爾德也承認：“糟糕的是人們最終還是無法尋得一條旣不美化又不醜化中國的途徑，無法找到一條眞正眞實的大道。”

　　二百年過去了，西方未必找到了那個“眞正眞實”的“表述”（representation）。在相當大的程度上， 還是沿着“西方中心觀”的路徑，以“西方衝擊——中國回應”（inpact-response modle）的模式，解讀現實中國， “嚴重夸大了西方衝擊的歷史作用”。而賽義德和他的後殖民主義批評的同道，試圖説明“東方學”不僅爲西方構築了作爲文化“他者”的“東方”，包括一整套“東方知識體系”，且作爲話語支配對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東方文化自身的反思。夜晩讀書，重新翻出來《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 作者是“哈佛學派”的傳人柯文（Cohen,Panl A.）。他主張：“我想在此或無需説明：力圖設身處地（empathetically）按照中國人自己的體驗去重建中國的過去，並不意味着史學家就得對中國人的行爲與價値觀念從道義上予以讚同。”

　　應當承認，認識當代中國並不容易。1930年代， 英國批評家瑞恰兹表示要致力中國硏究，但詩人艾略特警吿説：“中國是一面鏡子，你只能看到鏡中的自己，永遠也看不到鏡子的另一面——中國”。但1978年之後， 中國走向了開放，它進入世界的姿態與1600年以來的舊中國完全不同。當然，這需要“相互看待”的不斷調整，也包括中國必須進一步“開放自己”。一如“三·一四”事件，一些西方的報道“欠客觀”，中國的一些做法“欠透明”， 但並不能因此而顛倒基本事實， 甚至“上綱上線”辱駡它是“暴政”。這樣的看法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污名化”！恐怕批評乃至指責北京當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件，但所有的邏輯起點都不應當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差異上的、文化傳統差異上的。對於批評， 北京當局是應當聽取的， 但對於顛倒黑白的指責，中國人是不會認賬的。

　　遙想在歐洲的啓蒙時代， 倡導理性寬容的自然神學的德國學者萊布尼茨，早就期望“在相隔遙遠的民族之間”，“建立相互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用一盞燈點燃另一盞燈”。如果説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間的交流，需要一種媒介的話， 那麼奧運聖火的傳遞，可以説爲人類文明點燃了“互識”的明燈。用一盞燈點燃另一盞燈，所傳遞的、所照耀的， 將是人類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