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 大陸法學家劉仁文在廣州《南方週末》撰文， 建議趁改革開放30週年和舉辦奧運會之機， 赦免一批“確有悔改表現的”刑事犯， 以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氛圍。

　　對此，海內外不少人士表示贊同，近日又有人提議， 甚至有人援引中國古代帝王登基大赦的先例， 認爲大赦是中國的良好傳統， 有利於營造和諧社會。

　　然而， 翻開中國典籍，卻有許多對大赦的負面記載。諸葛亮治蜀被後人傳爲佳話，但在他治蜀的12年間，連一次大赦都沒有過。時人質疑，諸葛亮答：“治世以大惠不以小惠”，並舉例：此前統治蜀地的劉璋父子年年大赦，弄得犯罪分子不把刑罰當一回事，結果反倒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可見，説大赦有利於營造和諧社會，是沒有多少根據的。

　　古代有識之士早就指出，大赦乃“君子之禍， 小人之福”，無原則的大赦，只能使犯罪分子對法律、刑罰産生輕視、戲侮之心，此後更加不把違法犯罪當作一回事。如此循環，只能增加不安定因素，又怎能有利於營造河蟹的社會氣氛和環境？

　　當然，中國現行刑法在一些條款上確有不足，但在現代法治精神下，修正的正確途徑， 只能是通過合法程序，使條款更明晰、操作更規範、量刑更合理，更符合人性化、法治化的當代標準， 讓執法者容易操作，民衆容易理解， 被處罰者心悅誠服，而不是明明對方已犯罪、已受罰，且根據現行法律確屬正當，還要“曲赦”。

　　法律層面的問題， 應通過法律的完善來解決，而不應通過大赦之類“法外施恩”的辦法來彌補，否則不但達不到營造和諧社會的初衷，反倒會令法律的嚴肅性受到質疑和褻瀆。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的華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