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正在舉行新一屆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並正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方式組建新一屆政府（或許是奧運將至的緣故，本屆兩會舉世關注）。而胡錦濤和溫家寶再度當選連任國家主席和總理，旣符合中國百姓的期待，又給政治觀察家們出了一個學術難題：中國政府五年換屆，但中國領導人的週期是否以十年爲宜？

　　週期率，這個詞彙被用於政治觀察，事實上早已成爲當前中國的非主流熱詞。

　　當1982年中國文史出版社發行中國民主人士黃炎培所著的《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之時，現已三四十歲的中國靑年還只是在上小學。然而今天， 靑年人卻在互聯網上互相引用同一著作發起爭鳴：在2000年時上海的文匯出版社重印了這部名著，兩年後《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歷史坐標：反思“興亡週期率”》一文則引起輿論關注， 而2004年後多家傳統媒體如新華社、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等均陸續發表了有關政治的週期率文章。

　　事實上， 如今被廣泛引用的這段典故來自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六十多年前的一段對話——1945年夏，黃炎培在訪問延安時對毛澤東直言：“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見到的，眞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一團體， 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 沒有一事不用心， 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旣而環境漸漸好轉了， 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爲歷時長久， 自然地惰性發作， 由少數演爲多數， 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爲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 有的出於自然發展， 有的爲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 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 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 

　　毛澤東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 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一典故據説就是中文世界裡“週期率”三個字首次被用於政治領域，且這段對話極致精妙以至於所有談論它的作者都不得不一字不差地予以引用。當然以今人之眼光，也是用此呼籲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包括黃炎培之子、全國政協委員黃方毅也如是説）。

　　可見政治的週期率並非是指政府換屆的時間週期，而是歷史興衰的事物發展規律。率性且具理想色彩的毛澤東也因此被重新發掘：今年2月中旬， 大陸民間評論員陳永苗、郭松民、鈕海津先後因此發生論戰——以反思文革、反思毛澤東而入題，似乎總是能引起意見相反的兩極觀點對立，一時成爲網壇的非主流熱點。

　　但筆者最感興趣的卻是週期率的邏輯悖論，即已發現的歷史規律會否完全作用於未來？若是，則毛澤東的辦法仍然難以打破黃炎培提出的週期率；若不是， 則黃氏所謂週期率又是一個僞命題。然而從理性意義觀察，這是理想主義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博弈。毛澤東的民主觀如今已傳遞到當代中共領導者的手中，而現實政治卻又發出了不斷擴大民主的呼聲。在如此夾縫中， 以盧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論主張重建中國爲純粹的民主國家（即全體人民作爲主體平等地參與政治，自發地形成社會秩序，具有超越於法律的自由）， 這樣的學術理想不免十分書獃子氣，忘記了中國還有多半的農民和農民工。

　　現實政治同時也給中國的未來五年提出了關鍵的時間之窗。筆者以爲，在威權方式仍然有效的中國，政治改革在胡溫體制的第二個任期具有極佳機會。無論是這種改革是指向官方所推崇的中國式民主， 還是其他版本， 衡量政治改革成敗的標準，應該是這一政治週期率是否眞正能打破？

　　一個觀察指標：中國，會在2009年修改憲法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