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三名農民工代表走進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一場關於窮人和富人權利、利益分配的大討論成了今年“兩會”的一大看點。富豪張茵要求給富人減稅的“重磅炸彈”， 使得 “兩會”成了富人和窮人的一大激戰場。

　　在海內外媒體看來， 現在的中國， 富人和窮人的形成期已經過去，正式進入到了富人和窮人的矛盾與摩擦階段，中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

　　《福布斯》關注中國富人言論

　　“中國首富要求所得稅減額”——《福布斯》雜誌網站以此標題報道了張茵的觀點。文章説， 在中國，有關“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話題總是能引發討論，而張茵則提出“減稅”這一敏感建議。

　　“也許並不偶然，張茵的提案受到了另一位政協委員、德意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紅力的響應。”《福布斯》緊接着提到了其他中國“富人”的名字，“張紅力也呼籲中國個稅稅率與周邊國家看齊，加強在吸引高端人才上的競爭力。”

　　文章説，“他們的改革運動也得到了另一位企業家、杭州娃哈哈集團創始人宗慶後的公開支持。”

　　文章還描述了中國富人們的言論在網上引起熱議的情景：“他們的言論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更多的是網上激烈的批評聲，許多人認爲這一提案只代表了‘他們和與他們一樣的有錢人的利益’。”

　　大陸進入利益博弈時代

　　大陸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新聞週刋12日發表文章， 提出“中國正在進入利益博弈時代”概念。文章指， 在這一時代，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産生了矛盾和衝突，新階層作爲改革開放30年的産物， 正在進入政治最高領域尋求自身利益。

　　有分析稱， 承認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是一項進步，官方媒體的文章進一步説明中共高層不光開始正視社會矛盾，同時也不再認爲它是“洪水猛獸”，這一改變意味着未來各階層（不光是利益集團）尋求政治利益將成爲正當權力。

　　南開大學敎務長、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敎授朱光磊分析，當代中國利益集團已經跨越了潜伏期，正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對社會政治生活産生顯著的影響。利益集團不再諱莫如深，它們不再掩飾自己的利益訴求行爲，遊説行爲日益顯性化，官員、學者、媒體等都成爲遊説對象，以獲取支持或在其中尋找代言人。同時，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不正當競爭手段等，也增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變數。

　　中國中産階層失聲

　　窮人與富人的利益爭論甚囂塵上， 卻鮮有人提及中國中産階層的處境。有人將中産階層等同於進入社會財富上層與政治上層的新階層， 進而認爲中産階層也是旣得利益集團。

　　針對張茵事件，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公開表達了對張茵的支持，“她不是什麽利益代表，她説的是對的。”  宗慶後還點評了張茵“稅費太高會嚇跑富人”的説法，認爲不僅是富人，對於政府着力培養的中産階級來説，稅負過重的打擊更大。

　　上海師範大學敎授蕭功秦認爲，中國的中産階層實際上還沒有形成規模，眞正的中産階級並不強大，尤其是知識分子沒有成爲中産階級的主力。他認爲，中産階層的狀况應被更多地關注。

　　針尖對麥芒

　　一、春運鐵路一票難求“根本原因”在於鐵路票價太低。

　　——人大代表、北京鐵路局常務副局長羅金保

　　二、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是“釘子戶”要價太高。

　　——政協委員、北京某房地産公司老闆穆麒茹

　　三、房價高其實沒關係，這樣對大家都有利。

　　——政協委員、大陸某地産董事長黃文仔

　　現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學難、上學貴”的論調是不對的，我們從來沒有過“上學難”，也沒有過“上學貴”，我國也不存在“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

　　——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長陳曉光

　　我走遍全世界（發現），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修一個人一百多元覺得貴，修一個機器、換一個汽車零部件都要幾千元就沒人覺得貴，這是價値觀的不對。

　　——政協委員、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

　　一、如果火車票價格夠高，如高過飛機，人們自然就不坐火車了。如此火車票就會供大於求，自然票也不難求。這道理太簡單了。簡直像1+1等於2那麽簡單。

　　二、爲何不説有些人吃飯導致糧價上漲？爲何不説有人放屁導致全球變暖？不少人用這種幾近笑話的語言，笑穆麒茹的荒謬，也笑自己的無奈。

　　中國進入窮人和富人的矛盾摩擦期？

　　作爲全國政協委員， 同時又被稱爲“中國女首富”的張茵，在全國政協委員會上提出了三個提案：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將月收入1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者的個人所得稅從45%降到30%；免稅進口利於節能減排的高效設備。

　　她的這番發言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激烈的討論，被批僅代表自身利益，將社會責任置之度外。

　　“中國的新階層並不等於特權階層”， 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在兩會上要求減稅的發言剛受到質疑，富人們就馬上發起了反擊。

　　據估計， 中國的新階層大概有7500萬名，他們手中約掌握着10萬億元的資本。這些新階層主要是民營企業者、個體業者或律師、會計師等專門行業人員。

　　中國的新階層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他們正逐漸形成勢力，要求自己的發言權，並積極參與國家政治。今年參加“兩會”的新階層人數在400名左右。

　　韓聯社發表文章指出，他們雖高喊新階層不是特權階層，但中國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還是能説明一些問題。現在的中國，富人和窮人的形成期已經過去，正式進入到了富人和窮人的矛盾與摩擦階段。

　　廣東工會副主席發難:我願論戰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跳出來， 願與張茵同台論戰，就《勞動合同法》進行電視辯論，或在報紙上開版探討。

　　孔祥鴻11日介紹，前一段時間廣東省總工會與省委辦公廳、省社保廳一起，對《勞動合同法》在廣東實施的情况進行初步調查，發現廣大職工普遍歡迎《勞動合同法》，對該法也有認識，認爲有利於維權。

　　“調硏發現，今年以來，全省勞動合同簽訂率大大提高，普遍達到90%以上，汕頭最高，達到95%以上，此外，參加社保人數也呈增長趨勢。”因此，孔祥鴻認爲，這説明《勞動合同法》在促進企業依法經營、保障職工合法權益、推動勞資關係和諧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孔祥鴻指出， 包括張茵在內的部分企業經營者或相關人員誤讀《勞動合同法》現象嚴重。根據有關規定，一部新法律實施，一年內是不能修改的，要談修改起碼要一年以後。

　　孔祥鴻還駁斥了企業主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指責：只保護勞動者不保護企業？他認爲，保護弱勢勞動者，才不會使勞動關係失衡；增大企業用工成本，他認爲，依法經營應開支不開支， 卻把賬算在《勞動合同法》上；人工成本上昇導致企業外遷或倒閉？他認爲，企業用工自主權不等於企業想“炒人”就“炒人”，重新制定“鐵飯碗”，不利於對職工的管理。

　　張茵：沒必要、沒時間

　　張茵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會和孔祥鴻進行辯論，因爲“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

　　張茵強調， 她的提案絶不是在爲自己的企業説話，而是希望《勞動合同法》在實施的過程中考慮到一些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困難。她認爲自己的企業不是勞動密集型的,在執行《勞動合同法》的過程中也沒有問題,日子過得還很好。 

　　針對有人説她明顯是只代表富人階層説話，張茵回應， 作爲一名全國政協委員,在提出提案或者建議的時候，肯定要對提出的問題有所瞭解：“正是由於對這個行業比較瞭解，我才提出了關於完善《勞動合同法》的建議。至於國家是否採納，肯定會深思熟慮後才作出決定。我對敎育衛生就不瞭解，總不能讓我提這方面的建議吧。”

　　遷就上訪犧牲了富人的權利？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祈福集團董事長彭磷基， 從來不懼被“炮轟”。去年“兩會”期間， 他對房地産價格應該繼續保持大幅上漲的判斷，一時之間使自己成爲網民衆矢之的。而今年“兩會”，彭磷基再度就政府如何對待上訪問題發表意見，觀點鮮明， 語驚四座。

　　“現在部分政府官員對一些鬧訪者採取無原則遷就的解決辦法，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關注。”彭磷基一談及此事就激動。他説， 政府因“愛面子、怕出事”而對上訪人“姑息遷就”， 那麽政府最終會被鬧訪者牽着鼻子走，越來越多的人也會企圖通過越級上訪達到其不合理目的。

　　彭磷基承認，現實生活中民衆“越級上訪”之所以非常普遍，有的是因爲不知道程序，有的則是因爲對地方政府能否公正解決存有疑慮， 但他認爲，有許多人不懷好意， 通過嫻熟運用上訪“工具”，期望以此對地方政府制造上級壓力及社會輿論壓力， 以滿足其不法目的。

　　隨着話題的展開，彭磷基的“炮火”不僅僅針對依靠上訪“滿足不法目的”的上訪者， 也不僅僅對部分政府無強硬作爲而感到憤怒,令他覺得鬱悶的，更是某些地方政府往往爲了保持正面形象，將一些不該通過信訪制度解決的問題，納入信訪處理。

　　校長鬥不過村長？

　　10日，中國法制建設現狀成爲政協各界討論熱點。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大學校長唐紀良趁此機會,大倒苦水。“爲什麽在自家校園的土地上蓋房子都要被敲詐？”“校長鬥不過村長，成爲一個常態了嗎？”

　　唐紀良説，廣西大學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要蓋一座樓，結果有大批農民前往靜坐。原因是，上世紀50年代徵地時給過徵地款,現在覺得太虧了，要求學校和政府補償。

　　“問題一涉及農民，政府總是非常膽小。”唐紀良氣鼓鼓的話導致場內一陣笑聲，“區政府給了20萬元人民幣， 學校給了20萬， 還不敢明説是給農民的徵地補償款。結果農民還不願作罷，他們還想讓他們的孩子要進大學的附屬子弟學校。我一想到當時那個情景，不知是喜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