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當趙本夫的《天下無賊》被知名導演馮小剛拍成賀歲大片並席捲整個中國影市的時候，趙本夫正不遺餘力地關注着人類在“無土時代”裡的生命狀况和生存意識。《無土時代》凝聚了趙本夫23年的思考和心血，這部小説已經成爲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在該書的首發儀式上，衆多書評家的溢美之詞紛紛向趙本夫“襲來”，而該書的責任編輯——知名書評家王干認爲：“趙本夫在寫完《無土時代》後就必須封筆，因爲他以後再也寫不出如此好看的作品了！”

　　故事：

　　沒有原型虛構爲主

　　長篇小説《無土時代》以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木城爲背景，講述了主人公石陀、天易、天柱、柴門等一群與城市格格不入的怪人，變着法兒與城市“對抗”，他們生活在城市裡，卻懷念鄉村，留戀農耕，渴望原生態的風景，甚至試圖在城市裡開荒種地，種麥苗種蔬菜，上演了一出出悲喜劇。

　　《無土時代》與趙本夫之前的作品《天下無賊》風格迥異，整部作品懸念叢生，情節環環相扣，不到最後無法知道情節及人物命運的走向。在懸疑小説的外殻下，作家將象徵、荒誕、夸張等諸多現代小説的技法自然地糅成一體，讓讀者在旣緊張又自然的狀態下一氣讀完。

　　趙本夫説，《無土時代》是他苦心經營的《地母》三部曲終結篇，歷時八年搆思，幾易其稿兩年寫完，“《地母》三部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總共寫了23年。前兩部曲《黑螞蟻藍眼睛》、《天地月亮地》分別探討的是文明的斷裂與秩序對人性的束縛。寫完前兩部後，我突然感覺再寫第三部很難，它的基調或立意不能是塌下來的，而要充分地揚上去，所以寫作愼之又愼。”

　　《無土時代》以文學編輯穀子遠離城市尋找作者柴門、村長方全林進城尋找失蹤的農民子弟天易爲線索展開叙述，期間穿插了崇尙自然的出版社總編輯石陀爲喚起木城人對土地的記憶所遭遇的尷尬；天柱作爲農民工的典型人物，試圖將城市改造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所付出的代價等情節。

　　趙本夫説，小説中所講述的人與故事在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原型的，他們多是爲貫徹小説所表達的主題虛構的。

　　人物：

　　石陀身上寄託思考

　　《無土時代》塑造了10餘個鮮活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代表着現實社會中城市人的不同角色和不同觀念。穀子作爲知識靑年的代表，她接受着現代城市文化的洗禮，同時又對詩意的生活充滿了向往。她在追尋柴門的過程中，意外地回歸到純樸的大自然。

　　天柱作爲農民工的典型人物，他內心並不卑微，反而居高臨下地看待城市，他覺得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很可憐，他對大地的感情啓發着人們在現代都市尋找自我的生存根基。

　　最讓趙本夫得意的是他筆下的小説主人公石陀，作爲出版社的總編，同時又是政協委員，在每年的政協會上，他總會拿出一些長長的提案，呼籲政府拆除高樓、扒開水泥地，讓人腳踏實地，讓樹木花草自由地生長；每天晩上，他都會穿着藍布長衫，找個偏僻的水泥路，用小錘子砸開水泥磚，露出一小片黑土地。然後把錘子藏進懷裡，悄悄地離開。

　　石陀認爲，花盆是城裡人對土地和祖先種植的殘存記憶。

　　趙本夫説：“石陀的這些環保提案或行爲在城市人看來都無異於癡人説夢，不但不被采納，而且被人們傳爲笑柄。在這個行爲怪誕的人物身上，寄託着我對城市文明的思考。儘管他的行爲與主張並不能改變城市文明的現狀，或者並不是按照最合理的城市格局去營造，但他的主張與行爲至少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反思。”

　　小説在對以上主要人物進行塑造的同時，還穿插了另一個人物柴門，通過對天易、柴門、石陀這三個人不同層面的描寫，趙本夫意在暗示他們三個人思想和行爲的統一，同時也隱喩了一個城市人精神上的分裂。在趙本夫看來，這三個人，共同顯示出一個天才又近於白癡，居住在高樓中卻對土地飽含熱情的靈魂。由於他們遠離故土，人生在城市中丢失，他們對土地、緑樹、莊稼的癡迷，能引起人們對水泥包裹的城市的無盡思考。

　　主題：

　　深刻反思城市文明

　　趙本夫表示，他一邊在關注着城市文明的發展，一邊審視着這種城市文明給人類精神帶來的傷害。“城市文明越是高度發展，城市文明病就越多，如厭食症、肥胖症、性無能、禿頂、肝病，以及無精打采、焦慮失眠、精神失常、互相攻訐、窺視等。在城市文明的誘惑下，不同地方的人迅速涌到一起，人心卻因人與人離得更近而更遠，與農村人與人離得很遠，心卻離得很近形成強烈反差。”

　　在趙本夫看來，大地就是一個能吸納、包容、消解萬物的無與倫比的巨大磁場。但在城市裡，一層厚厚的水泥地和一座座高樓，把人和大地隔開了，就像電流短路一樣，所有污濁之氣、不平之氣、怨恨之氣、邪惡之氣，無法被大地吸納排解，在大街小巷遊蕩、發酵，瘴氣一樣燻得人昏頭昏腦。

　　有讀者閲讀《無土時代》後認爲，在中國一片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潮流中，趙本夫的上述論調無異於是反對之聲，在反對城市文明成果的同時，還反對農村城市化建設。

　　對此，趙本夫表示，他寫這部小説並無意否定城市文明與城市化建設，“我只是通過石陀、天易、天柱們的故事對現代文明進行一次深刻的解構和反思。他們種種讓城市回歸自然的做法未必就是正確的，但至少能引起執政者、公衆對城市文明的思考，爲城市發展提供另一種可能性。”

　　趙本夫説，小説用“無土時代”來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現代文明的工業廢墟和城市社會的濃烈硝煙，反映出在這個物質文化極其繁榮的社會背景裡，城市人的生活、情感發生着畸變和扭曲。

　　同樣，在現代文明急劇擴張的“無土時代”裡，仍然居住着這樣一群人：他們熱愛土地、眷戀自然，他們同樣在城市裡居住，但是城市的發展變遷讓他們意識到自我精神的空虛和失落，他們每時每刻都在尋找自我生存的根基。

　　專家：

　　賈平凹不抵趙本夫

　　通過快遞拿到樣書已讀了一大半的文藝評論家汪政説，“《無土時代》書名有着深刻的含義，是一本關於突圍的小説，城市、鄉村都在發生變化，一些人想拽住一些東西，一些人想放棄一些東西。人們在試圖尋找新的生存方式，是一場突圍的表演。”

　　作家儲福金把它與土耳其小説家奧爾罕·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紅》相比，因爲帕穆克在小説中通過細密畫作爲一個懸疑將故事引出，《無土時代》也吸收了懸疑手法。“本夫作品的想像力很豐富。想像力是作家創作的源泉，不是簡單的關注社會和民生，而是有所超越，《賣驢》、《天下無賊》都是在想像力中反映出民生。”       

　　南京大學中文系敎授王彬彬則表示：“同樣具有土地情懷的作家還有賈平凹，可仔細看过賈平凹的小説后会覺得他太庸俗了，可以説兩個賈平凹也抵不上一個趙本夫。只不過江浙地區的作家都很低調，不像陝西的作者會炒作，否則江浙作家的名氣絶對比他們強！”

　　雖然學界一致爲趙本夫的新作叫好，但知名書評家也是該書的責任編輯王干卻語出驚人，竟然要求趙本夫從此封筆，“趙本夫在寫完《無土時代》後就必須封筆，因爲他再也寫不出如此好看的作品了！如果要寫估計也達不到這個高度，反而會給大家帶來遺憾與失望。”

　　趙本夫：

　　封筆這事實在太難

　　如今的圖書市場，最好賣的莫過於懸疑小説了，絲絲入扣的情節讓讀者看了欲罷不能，而趙本夫的《無土時代》在藉助他那“土地情懷”的同時，也用起了懸疑的套路，從尋找柴門與天易這兩個人的故事中，反映了人類對土地的渴望。

　　在看完整部小説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潘凱雄笑着説：“趙本夫這個‘老傢伙’也趕時髦了，竟然玩起了懸疑！”

　　爲何在書中安排如此之多的懸念呢？對此趙本夫笑着説：“東方文化中本來就帶有很多懸念，很多作家都會把這種元素融入到小説中，這種懸念不同於西方的懸念，只是爲小説作鋪墊，我寫的並不是什麽懸疑小説。”

　　但對於王干所提出的封筆一説，趙本夫是否會接受呢？“每個作家都會有自己的代表作，《無土時代》就是我的代表作，但不能説你寫完代表作就此封筆了，現在讓我封筆實在太難，以後我還會創作，但很有可能會如王干所説，以後的作品無法超越《無土時代》的高點！”

　　中國文學被邊緣化？

　　在《無土時代》的首發儀式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潘凱雄介紹：“中國每年出版1200部長篇小説，能進入市場的不過就四五百部，其餘大都是自娛自樂。”

　　而在這四五百部中，能夠引起人們關注，流傳下來的不過10多部。2007年中國圖書市場上“80後”的作品和盜墓類小説大賣，而許多名家的文學作品卻滯銷，外界擔憂中國文學被邊緣化。“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新媒體的出現，民衆閲讀指數下降和分化是一方面，但我們文學本身有沒有問題？出版有沒有問題？不能完全抱怨市場。”潘凱雄擔憂地説。

　　另有業內人士表示，從17年前，甚至更早説起，文學作品曾給人們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經驗，而現在的文學作品所提供的經驗太“稀薄”，沒有分量，讀者根本不會買賬。還有一部分作家只管自己叙述，根本不管讀者，這也是文學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