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劇大家關漢卿在他的《單刀會》裡有一句唱詞，叫“殺出一條血胡同來”。有一種看法認爲，把北京的小街小巷叫做“胡同”，就來自這句唱詞。從那個時候到今天，胡同的生命已800年矣。在威威的皇城根兒下，她被視作“活著的歷史”。當2008年降臨的時候，奔跑的孩童沖出了胡同。

　　2008年，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是“前所未聞”的。因爲，這個夏季，奧運會將首次在北京舉辦。儘管北京當局宣佈說：“我們準備好了”，但在胡同裡生活的人，心裡充滿了矛盾，亢奮與擔憂交織一體。事實上，在急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心時，北京人自卑與自信的焦慮得到了放大，胡同裡的平和好像沒有了。

　　此時此刻，考察胡同裡的新中國或舊中國，有三個歷史坐標，或可以作爲參照。第一個是1600年。那一年，徐光啓與義大利人利馬竇相遇，第一次見到世界地圖。1584年，利馬竇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肇慶，當年即刊行《山海輿地全圖》。有趣的是，利馬竇把原來居於這份世界地圖中心位置的歐洲，換成了中國。這個舉動像他脫下教袍，換上儒裝一樣，希冀以中國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讓他們認識世界。雖然這份地圖刊印過12次，直至進呈給中華帝國的皇帝，但“華夏中心”的觀念未曾撼動。到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炮才打破了舊中國400年的“閉關鎖國”和傳統的“天下”觀念體系，從“天朝上國”跌落到幾近亡國亡種。從那之後，中國不再可能從想像的“野蠻”的“四夷”中認同自我，反而要不斷從強勢的“西方”那裡獲得現代性自我的身份認同。168年來中國近現代化，從“洋務運動”到近晚的申辦奧運會，一直有實現“身份認同”的努力。

　　第二個是1978年。那一年，中共當局決定推行“改革開放”。最初的中共自省的思想運動，演化成波瀾壯闊的新啓蒙運動，從梁啓超所言“以復古爲解放”的方式，轉向“走出馬克思”的艱難探索，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的束縛。

　　期間，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系列爭論：激進與保守的論戰、“人文精神”之辨、後殖民主義論爭、魯迅之爭、民族主義論戰、市民社會之爭、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激辨、改革論戰。它表明：中共官方原來所設定的黨內思想解放運動，不可避免地轉向了更廣闊的民間，或“公共空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從世俗性社會主義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到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要求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再到全球價值的普世理想追求文化層面的現代化，也因此新啓蒙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五四運動”。申辦和主辦奧運會，是中國人30年來這三個層面追求的集中體現，其中激越與困頓混爲一體。

　　第三個是1993年。那一年，北京首次申辦奧運會失利，加之入世受阻等一系事件，中國人才發現：西方把上海的摩登和北京的胡同，都看成是“愚昧”或“專制”的象徵，尤以1989年之後爲甚，其中的標尺似乎只有意識形態。在馬可波羅時代，有關中國形象的描述在西方變成傳奇，而1750年，1742年喬治·安森出版《環球旅行記》、1748年孟德斯鳩出版《論法的精神》之後，中國形象由田園牧歌變成了“愚昧狡詐”。1900年，義和團和“黃禍”成爲中國的符號。以1989年爲界，此前10年，西方關於中國形象的描繪比較溫和，此後近20年，不那麽溫和了，有時中國被不斷醜化。與此同時，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中國人認爲，西方不再是終極取向，中國有可能開闢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而極速的世俗化，使部份中國人也開始擔心極度物質追求的後果。這些都形塑了中國人的焦慮，包括對自我異化的擔憂。

　　胡同是故都殘夢的舊曲。在元朝，有胡同430條，明朝1170條，清朝2077條。到1949年，多達4550條。在這座皇城，它如血脈滋養著北京人。1990年代後，它被毀掉了三分之二。儘管住進了高樓，但北京人仍有“痛失家園”的隱痛。老北京人愛說：“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這被認爲是老北京人從胡同裡培養的人生哲學——安份守已，不急不燥。問題是，胡同消失大半了，北京人還守得住“睡不著眯著”這句話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