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致公黨十三屆一中全會21日選定中國科技部長萬鋼爲中央主席。

　　這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首位擔任部長的民主黨派人士，又上一層樓。

　　學生萬鋼

　　1969年，只有十六七歲的萬鋼，作爲“黑五類”（在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爲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的子女，從繁華的大上海踏上漫漫“插隊”之旅。

　　插隊幾年間，萬鋼幾乎幹過所有的農活：鋤地、扶犁、趕馬車……

　　1975年，作爲吉林省唯一一名“黑五類”分子子女，萬鋼被鄉親們推薦進東北林業大學學習。

　　4年後，萬鋼考上上海同濟大學的硏究生。緊接著，國門重開，硏究生畢業留校的萬鋼“記不得到底經歷了幾輪考試”，最終獲得了世界銀行的奬學金。

　　1984年，他踏上留學德國的飛機。

　　萬鋼要去的是有200多年歷史的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該校有個規定，凡是外國留學生入校都先要進行德語入學考試。年輕氣盛的萬鋼不服氣：我的德語這麽好，爲什麽還要參加德語考試？

　　校方很驚訝：200多年了，從來沒有外國留學生説德語好到不需要考試的地步。於是校方安排幾個敎授和萬鋼聊，問了很多問題，結果，萬鋼眞的成爲了克勞斯塔爾大學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參加PNDS（德語水平考試）而直接入學的外國留學生。

　　總結這件事，萬鋼得出經驗：在德國不要過分謙虛，得實事求是地提出要求，大膽地展示自己的才華，努力爭取機會。

　　1990年，萬鋼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硏究降低汽車車內噪音的方法，爲克勞斯塔爾大學開拓了新的硏究領域，該大學的後續硏究更是爲該理論帶來了廣泛的國際聲譽。

　　2005年，萬鋼到德國訪問時，下薩克森州州長授予他“鐵十字勛章”，表彰他在博士論文中開發的低噪音設計。

　　工程師萬鋼

　　博士畢業時，導師很希望萬鋼留校任敎，但他説，“我的個性是越有風險，越能激起我創新的激情。”面對導師的盛情邀請，他選擇在公司工作，兼任學校一門課的授課。

　　萬鋼去的是德國知名的奧迪公司，從普通的工程師做起，因爲 “喜歡呆在基層，在辦公室呆得愁眉苦臉的時候，到外面去跑跑，就有靈感了。”

　　從1990年到2000年，萬鋼在奧迪汽車公司工作了10年，參與了5種車型的硏發，在轎車整車開發、車身設計和製造、數字化生産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15項技術關鍵課題，參與和主持的轎車車身油漆車間建設（投資額5億馬克）和轎車車身生産線（投資額7億馬克）兩項重大工程，得到德國汽車工業同行的肯定和認同。

　　“坐在奧迪車內，我不覺得慚愧，因爲這個車有我的貢獻。”指著自己黑色的奧迪車，萬鋼自豪地説。

　　奧迪工作期間的萬鋼還是各種社團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996年，他和其他同濟大學校友一起，籌辦成立了德國同濟校友會，擔任首任會長；1999年，應當時的中國敎育部副部長呂福源邀請，他組織了德國汽車工業界博士工程師代表團，回中國訪問並向國務院提出了開發潔凈能源轎車、實現中國汽車工業跨越式發展的建議。

　　熟悉他的一位朋友説，這爲他日後回中國創業增添了不少便利之處。

　　校長萬鋼

　　2000年，時任中國科技部部長的朱麗蘭向萬鋼發出了回中國的邀請。當年12月23日，西方聖誕節的前夜，在奧迪打拼了10年的萬鋼毅然辭職，第二天就坐上了回中國的班機。當時的萬鋼還沒有獲得任何正式工作合同，更沒有任何單位高薪聘請。很多人都説萬鋼是激流勇退，但萬鋼卻説，“我是激流勇進”，因爲他覺得回中國或許對有著13億人口的祖國會更有意義。

　　2001年，萬鋼接受同濟大學的聘書，擔任校長助理；2003年擔任該校副校長；一年之後，接掌了校長一職。

　　“我是從企業來的，在國外工作生活了很長時間，是無黨派人士。”萬鋼認爲自己當校長“破了規矩”。

　　但他的朋友和同事説，正是這種長時間國外大企業工作的背景，注定了他在行使校長職責的過程中，具有許多與衆不同的地方，會不時顯現出企業家特有的思想和行爲方式，而這，正是許多科班出身的校長所欠缺的。近幾年來，同濟大學在包括汽車等諸多領域中的科硏成果轉化不斷推新，這與萬鋼在擔任校長期間所倡導的科硏成果轉化思路密不可分。

　　任校長期間，他帶領同濟大學在新能源汽車項目上不斷開拓，先後與企業建立了多個聯合實驗中心，包括與大衆、西門子等，還與上汽集團建立了4個工程硏究中心，而與上汽合作承擔開發的新能源汽車技術已經逐漸成熟，相繼推出了新能源汽車“超越一號”至“超越三號”。

　　作爲國家“863”計劃電動汽車重大專項帶頭人，萬鋼還帶領團隊硏發出了“超越”系列燃料電池汽車，籌備建設了中國第一個汽車風洞中心。

　　部長萬鋼

　　今年4月27日，萬鋼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爲科技部部長。

　　作爲改革開放30年來第一位擔任正部級官員的非中共人士，他的上任，被許多觀察人士解讀爲中共施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信號。

　　而自感“重任在肩”的萬鋼則表示：“這是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新舉措，不過具體到我的身上，還是覺得誠惶誠恐。 ”

　　那時，他對媒體笑言，對自己最大的挑戰是“怎麽樣從科學家成爲一個部長”。現在半年過去，他游刃有餘地將科學家、大學校長的角色轉變爲了政府的官員。

　　上任伊始，他深入科硏一線進行調硏，足跡遍及安徽、遼寧、湖北、江蘇、廣東、上海等地，不僅看望了國家最高科學奬獲得者葉篤正院士和“兩彈一星”元勛王大珩院士，在廣州的時候他還慰問了在抗擊非典中作出傑出貢獻的鍾南山院士。

　　“我們做領導的，就是要給硏究者創造更好的環境。”他這樣説。

　　與一些科班出身的官員不同，在企業界歷練多年且有著高校經驗的萬鋼，極爲重視科學技術在實踐中的應用。今年11月，鑒於中國大型科學儀器重複購買、資源不能充分共享的現象，這位部長強力推動了“全國區域大型科學儀器協作共用”的建設。

　　在這位有著知靑經歷的部長眼中，“科技進步的出發點就是要符合中國的國情，落腳點則是要惠及民生”。在世界達沃斯夏季年會上，他的話讓聽衆會心大笑——“農村孩子沒有計算機，要花很多錢買，計算機上的功能可能有90％用不上，如果花10％的錢就能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就是最‘酷’的技術。”

　　或許，這也是中南海高層重用、提拔萬鋼的原因——賦予萬鋼以政治體制改革信號意義的同時，爲中國的科技事業選擇一位不空談政治、從實際出發、重視科硏成果的領頭人。

　　“這位電動汽車專家不是搞政治出身，而是一位成績卓著的科硏人員，這表明國家高層想同時兼顧重要工業領域、經濟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等三方面的需要。”法國《論壇報》文章説。

　　如今，萬鋼又多了個新的職務——致公黨中央主席。

　　萬鋼表示，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中有許多造詣高深的科學家，他們在從事科學工作、搞好本職業務的同時，也積極參政議政 。因此，科技部長和致公黨中央主席這兩者的工作正好可以優勢互補。

　　萬鋼語録

　　人生的水總是深的，但是我相信還會有很多的樂趣。

　　沒有調查硏究，沒有共識就不會有成功的變革，包括科學家和行政管理部門之間的共識，社會、媒體和科學家之間的共識，學校、硏究所和企業之間的共識。

　　如果僅僅從一個科學家的角度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造假了，一個稱得上科學家的人不應該造假。

　　我不習慣燒“三把火”，可能德國的哲學思想對我有幫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任何存在的東西都有它合理的一面。所以我們對現有的規劃、已經確定的計劃，首先要保持它的延續性，要穩定地推進。

　　民族主義情緒是一把雙刃劍，有時候它可能是一種動力，有時候它會造成巨大的破壞，變成唯我獨尊。比如説，不管是什麽，都自己做，從一個螺絲，一塊線板，一直做到天上飛的大飛機，這個飛機裡邊每一根電線都是我的，那就不大好了，很容易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