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喜愛美術和文學的馮小剛終於在他五十歲之前回歸到了主流人文世界——他在沉默兩年之後推出一部正襟危坐而非嬉皮笑臉的賀歲電影《集結號》，但卻未能將他所代表的中國大陸當代（而且是本土）最具娛樂精神的色彩全部覆蓋，而是令兩代人産生了迷惑：老一代觀衆狐疑他對正面描述戰爭的態度，年輕一代則好奇他會怎樣“嚴肅起來”。

　　在很多時候，人們喜歡硏究導演和作品本身來認識電影界的變化。但筆者以爲，從觀衆的興趣和需求出發，或許更能發現什么作品爲什么會受到（或即將受到）追捧。

　　曾有過軍旅生涯和公司工會文體幹事經歷的馮小剛，自1985年便正式成爲影視界一員，爲多部流行電視劇擔任美術設計，後以編劇身份創造了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和靑春電影《大撒把》一炮而紅。不過他眞正成爲有影響力的電影導演，卻是1997年後陸續推出極具馮氏個性的賀歲電影如《甲方乙方》、《沒完沒了》、《天下無賊》……與此相隨的是新一代中國電影觀衆的成長，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被西方電影衝擊得七零八落的本土電影，因爲這種充分得有些不加掩飾（當然也得到主流文化寬容）的娛樂精神而得到復興。

　　在馮小剛身上所反映出的娛樂精神，通過那些流行的電影台詞（如《手機》裡的“有組織、沒紀律”和“二十一世紀什么最貴，人才啊”）獲得年輕一代觀衆的廣泛傳播，進而成爲某種文化現象進入當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而這種文化現象反過來又鼓勵馮小剛繼續用其特有的方式擴大其對電影手段和技巧的探索。

　　然而對於一位電影大師（或者未來的準電影大師）來説，技巧終歸要回到歷史觀和價値觀上面。在此之前，馮氏電影中那些具有反諷的、反叛的、反向的理念和創意，不容易獲得電影界內部或者更廣義的文化界的認同，這是很明顯的。然而當一個技巧充分而世界觀漸趨成熟的電影人要用自己的轉型向世界作出回答的時候，觀衆也並非一定歡迎。

　　戰死在1948年中國華東戰場的那些士兵被電影化妝師塗抹上靑銅器一般的暗色，雖然形式上確實象美國電影大片《兄弟連》，但其模仿的痕迹卻被典型的中國故事所掩飾——這部拍給男人看的電影，挖掘出戰爭時期的殘酷人性（勇敢）以及和平年代的價値追求（情義），不是爲了引起觀衆的爭論，而是馮小剛本人要宣示強烈的價値觀轉型。

　　這部註定要成爲有爭議的、令人難懂的電影，或許並不是在討論近六十年前國共內戰的激烈程度、也沒有以朝鮮戰場作爲歷史還原的用意，它甚至只是拿這些場景作爲陪襯。比起從前的戰爭題材的中國電影中的英雄史詩式的主旋律，《集結號》用了更可信的人性刻畫技巧而能贏得更多的觀衆——他們是新中國的一代代中國普通百姓，對於主流文化的認識水平和潜在的逆反心理之間的平衡，考驗著所有大陸文藝工作者的技巧。如果方式得當、技巧精湛，人們樂於接受那些主流價値觀（但不是僵化的説敎）。

　　近年來大陸對當年國共抗戰和內部紛爭的意識形態放寬，使大量的文藝作品和歷史追述得以重新面世，包括比馮小剛大兩歲的作家李輝也加入其中（因探索美國《時代週刋》在1923-1946年間報道中國的故事而寫成《封面中國》一書，他今年4月獲得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散文家”榮譽）。對中國本土所發生的戰爭與和平進行重新挖掘和深度觀察，使大陸知識界認識到人性和價値觀的重要啓示意義。

　　在夜幕中走出電影院時，我一時還不能走出這部影片所塑造的那種沉重且壓抑的氛圍。或許我還應該想到，電影作品是文藝界多種理念通過電影編輯和導演的窗口展示，集中反映社會大衆對於價値觀的尋找姿勢。換言之，要硏究觀衆（經過選擇的社會大衆）對於作品的反應比硏究導演或其它創作者的接受程度，對於破解文化現象來説反而更有意義。

　　以娛樂精神爲代表的黃金十年已經過去，《集結號》會否成爲一個重新厘定人性和價値觀的新標尺，這不應由馮氏電影回答，而應該是中國的文藝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