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分別榮登“2007年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亞軍、季軍的當紅學者于丹與易中天最近又有動作，兩人首次聯手推出新書《從星空到心靈——易中天于丹演講對談録》，他們在書中以對談的形式與讀者分享古典文化。

　　新書源起

　　一場別有生趣的對話

　　今年7月，易中天和于丹應邀參加香港國際書展，會議期間，兩人進行了一場對話。在對話中，兩人擺脫了《百家講壇》所規定的程式化話語模式，在寬鬆的環境裡發揮各自的演講才華，其情其狀更眞實、自然，更具民間性。

　　在對談中，兩人首次換位思考，于丹講起了易中天拿手的《三國》，易中天則大講于丹熟悉的《論語》。兩人從多層面挖掘歷史文化，顛覆了人們對曹操、劉備、劉邦等歷史人物以及君子、小人的固有觀念，讓讀者對中華歷史文化中的這些傳世經典有了全新的領悟。

　　回到大陸後，兩人將對談內容進行整理加工，爲讀者獻上了《從星空到心靈——易中天于丹演講對談録》。

　　除了對談內容外，該書還收録了于丹、易中天數篇演講紀實。文章風趣中見智慧，談笑中有見識，帶領讀者從經典中體悟人生。

　　書中，在談到《論語》在當今的社會價値時，于丹説：“今天，當你走在中國的農村，遇到一位目不識丁的老奶奶，虽然她一輩子沒唸過什麽書，但她仍然知道孔夫子。這表明，孔子不是文化人的專利，《論語》不是高深學問，更不是象牙塔的專屬，它其實就是埋藏在人們心裡的一種基因、一種思緒方式。它需要每個人用生命、用體溫重新焐熱它、啓動它，讓它給我們一點生活經驗的分享，一點智慧的激蕩。這就足夠了。”

　　在談到閲讀問題時，易中天認爲，如果想讓中國人養成愛讀書的好習慣，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書要好看。

　　他直言不諱：“若寫書的人板着一副面孔，拉着一張‘敎師爺’的臉，開口就訓人，或者寫的誰都看不懂，那你寫出來的書會有人讀嗎？沒人讀，活該；賣不掉，活該。”

　　對話實録

　　“不較勁能過上好日子”

　　“三國”是文學的“三國”，也是歷史的“三國”；“論語”是哲學的“論語”，也是政治的“論語”。當“三國”遇上“論語”，當易中天遇上于丹，就會擦出智慧的火花，點燃文化的火炬。

　　易中天和于丹同台對話，共品人生，把古典信手拈來，將傳統文化經典的領悟融入當下生活。

　　易中天：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按照《三國誌》記載講“三國”，爲什麽受到那麼多責駡呢？因爲我顛覆了很多人固有的想法。人們的想法都是傳統的、文學的。這樣一來，一個歷史人物就有了三種形象：第一個是我講的歷史形象，第二個是文學形象，還有一個是民間形象。

　　我的觀點是，曹操和諸葛亮有驚人的相似。但爲什麽到後世，兩個人卻有了截然相反的舞台形象？説到底是人性問題。因爲人性本來就有兩面，任何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將這些投射到文學藝術當中去，然後被傳統的民間藝術臉譜化，便分出了截然相反的兩個陣營，一方是紅臉的關公、一身正氣的諸葛亮；一方是白臉的曹操。

　　所以我們不能把民族的情感過於擴大化、分極化，我們的民衆要學會理智地對待歷史，當然更要理智地對待現實。

　　有一個學者，在APEC（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看到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都穿唐裝的時候，他説：“21世紀肯定是中國的世紀了，你看他們穿着中國傳統服飾。”

　　我説：“他們到菲律賓穿菲律賓的，到印度尼西亞穿印度尼西亞的，那21世紀到底是誰的世紀啊？”現在連流行歌曲都大唱三國和中國話，像周杰倫、S.H.E，這是否就意味着中國文化正在或即將統帥全球？反過來説，是不是説明中國人面臨着信心危機，需要借古人以服天下？其實，人們大可不必這麽小題大做，這不就是唱唱歌、穿穿衣服嘛！旣不意味着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也不意味着中國文化走向衰亡。

　　于丹：其實我很認同易老師這種心態，我把這種心態叫做“不較勁心態”。我覺得，今天的社會有很多東西過於較勁，但較勁之後，就會適得其反。有個詞叫“局限”，什麽叫局限，有局才有限。我們老是人爲地做一個很小的局，然後爲其所限，那就是自己跟自己較勁。

　　其實在個人生活中，我更喜歡莊子。我們不要過分地攻伐異端，不要過分地把一種莊嚴肅穆的東西變成我們的主旋律。“無爲而治”，有時候可以從無爲達到無不爲。我覺得，一個人生命的成長，不能揠苗助長，要尊重人的性情。文化形態的局面也不要刻意去修建，不如就以一種審美的方式去看待，順其自然是最好的。

　　我喜歡的中國文化是什麽？就比如現在的時裝設計，它可能會設計得非常時尙，但裡面有一點點中國元素在，中國文化就被啓動了。文化可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成長，不一定非要端着面孔，莊嚴肅穆地出來亮相，而且還要在意識形態主流的位置上被大家尊重。非得要“罷黜百家、獨尊一種”，它才是健康的嗎？眞正的健康就是被孩子們喜歡。

　　年輕的樂隊“南拳媽媽”在《牡丹江》裡唱道：“到不了的都叫做遠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鄉。”這句歌詞多深刻呀，其實這就是中國文化。

　　易中天

　　説《論語》

　　其實《論語》本來是一部草根作品，因爲孔子原是一位民間學者或民間思想家。

　　那時，他雖然也到官方去推銷自己的某些思想，但好像不太成功。所以北京大學敎授李零先生寫的關於《論語》的書就命名爲《喪家狗》。也就是説，當年的那個孔子也不過是條“喪家犬”而已，至於被供上了廟堂，那是後來的事情；而後來被供上廟堂的那個孔子已非當年那個“喪家”的孔子了。

　　有人將儒家視爲一種宗敎，將孔子當做神一樣跪拜，將《論語》神格化，但《論語》卻説“子不語怪力亂神”。這種對孔子的崇拜是“怪力亂神”嗎？是不是有悖於孔子的思想？

　　“興之所至”才成“爲己文學”

　　于丹：我和易老師都是性情中人。性情比學問重要得多。我跟易老師私下是好朋友，我尊重易老師的人生經歷，他經歷過磨礪，而我只是從校園到校園的成長過程。所以我認爲，在這個世界上，知識固然重要，但比知識更重要的是經驗，比經驗更重要的是悟性。

　　性情中人做的事就是興之所至，有興致的時候做一件讓自己覺得快樂的事。快樂的事不計功利，但它往往能融進生命。孔子曾經説過：“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之學”是爲生命快樂的學問，“爲人之學”是爲了寫文章、評職稱的學問。

　　我們今天“爲人之學”太多，遇到事情時，总是問自己到底什麽時候做合適，這是一種用腦子的生活。我們應該忘記技巧，用心生活，簡簡單單，興之所至，生命放達。

　　易中天：我完全贊同于丹的話，但是我們倆的話僅供參考。爲什麽呢？因爲“爲人之學”還是必須要有的，那麽多人要評職稱、要考試、要弄文憑、要找工作，你不能説不要他做呀。所以我還是説，“君子獨善其身，小人自得其樂。”

　　像我這樣一個“眞小人”，就特別能自得其樂，做一點我喜歡、我能做的事而已。閲讀經典就是一件興之所至的事情。家長不要強迫孩子去讀，如果你作爲一個母親或父親感覺不幹點什麽就沒有盡責的話，那我給你一個建議，從懷孕那天開始讀，準爸爸在準媽媽耳朶旁邊讀《論語》就不錯。我敎育孩子很簡單，從他自己想讀的那天開始。

　　換位説經典

　　于丹説《三國》

　　過去有很多人拍“三國”，現在也有很多人拍“三國”，將來還会有人重拍“三國”。如果要重拍，那麽“三國”的故事應該怎麽拍？因爲我自己的本行就是影視傳媒的敎育，所以我比較清楚。

　　今天拍電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抓住歷史和道德的悖論。也就是説，要着重寫絶對的大忠大奸。若按照羅貫中的那種寫法，已經過時了。到今天人們不會再去討論道德判斷這種一邊倒的東西，這説明，人們不希望在一個明確的道德判斷上再去加重它鮮明的色彩。

　　其實在人們心中，以古代的公案小説爲例，最好看的是什麽？八個字，“其情可憫，其罪可誅”。“其情可憫”是感情的判斷，同情，無比的同情；“其罪可誅”是一個歷史的和法律的判斷，他就是犯罪，就是該殺。這樣的故事，能在人心中撕扯出千絲萬縷的疼痛，是最恆久的。

　　一個電影的時長總是有限的，90分鐘也罷，120分鐘也罷，電影的最大效率不是影院燈光亮起的時候，不是滿堂掌聲或者哄堂而散，而是唏噓不已、意猶未盡的心理共鳴。

　　易老師講的“三國”爲什麽讓大家會喜歡呢？就是這裡面有太多的經驗跟我們的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相關。叙事學上有一個規則，可以廣爲流傳的故事要符合兩點:第一，它在人們現有的經驗系統之外，是人們陌生的情景；第二，它能在現有的經驗系統中喚起深刻的共鳴。这就是熟悉的情趣，我們都曾經體會過。極其陌生的情節和極其熟悉的情趣，在他人的故事裡演繹自己的悲歡，在他人的起承轉合裡面流着自己的眼淚。

　　這就是道德和歷史的衝突，任何一個歷史故事的解讀都是當下的解讀。我覺得“三國”是一個很好的個案，直至今天還遠遠沒有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