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開始創作至今，劉震雲已經從事寫作25年。從《一地鷄毛》到《手機》，劉震雲的小説一向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態出現。在新作《我叫劉躍進》中，劉震雲更是以異常冷靜的口氣，講述了一場無比熱鬧的事件始末。

　　由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將於近期作爲首部“作家電影” 在中國大陸公映。

　　談到寫作的意義，劉震雲説寫這可以讓他有話説，否則人總“擰巴”着容易患上抑鬱症。

　　“擰巴式”的幽默

　　作家並非兒時夢想

　　劉震雲從事寫作25年，按理説，寫作已經成爲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劉震雲卻認爲，自己從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一直寫到一個快50歲的中年人，這件事本身就讓他感覺非常“擰巴”。

　　劉震雲表示，就寫作而言，他的家世傳承非常脆弱。“我媽不識字，我外祖母也不識字，到了我開始以文字爲生，一夢醒來，後脊樑又冒出另外一層汗。”

　　劉震雲説他小時候有3個夢想，一是到鎮上做個廚子，和劉躍進的職業一樣；二是到一個鄉村的戲班子裡去敲梆子，在月光下，梆子聲清脆響亮；三是當一名鄉村敎員，在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中，想些自己的心事。這3個職業有一個共同點：他可以生活在外祖母身邊。但上大學的經歷，將他的人生改變了，他變成了第四種人——作家。

　　轉變即爲寫作也爲自己

　　從人們熟知的《一地鷄毛》到如今的《我叫劉躍進》，劉震雲的作品一直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態出現。但劉震雲卻説這次的《我叫劉躍進》具有轉折性的意義，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這本書中，可能還會體現到以後的作品中。

　　劉震雲説：“這個轉變不是體裁、風格、感覺、情緒上的轉變，而是我寫作理念的轉變。在這本書中，我用得最多的詞就是‘擰巴’。這個詞是我從生活中學到的，它的同義詞叫‘彆扭’。生活中最大的彆扭是大家對彆扭的無能爲力，這就會出現很多笑話，一個嚴肅而莊嚴的事到最後就成了笑話和喜劇，這就改變了我的寫作觀。”

　　“很多作家寫作是因爲生活打動了他或激怒了他，過去我也這樣，但現在和過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擰巴了的理兒給擰巴回來，把骨頭縫裡擰巴了的理兒也給擰巴回來。這不只爲了寫作，也是爲了我自己。”刘震云表示，“如果不找一個途徑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會得抑鬱症。”

　　“我給自己打60分”

　　談到自己的寫作風格，劉震雲説：“我的寫作風格有幾次大的變化。《一地鷄毛》説的是吃的故事，小林的生活證明，家裡的一塊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還重要；《故鄉麺和花朶》説到了人的思想，如果沒有胡思亂想的存在，我們會不會自殺；到了《手機》，是探討嘴對心的背叛，當我們的生活充滿假話時，我們是多麽愉快。而《我叫劉躍進》和前期作品不一樣，開始探討人和生活道理的關係。”

　　他说：“這次轉身轉得到底好不好，我對自己的判定基本能打60分。但我覺得轉身並不華麗，這是寫作本身要求的，而不是有意的。”

　　關鍵詞之一：阿Q的外甥

　　“別人四十不惑，我過了四十，惑倒越來越多。”説起這些，劉震雲認爲，寫作就是解題，不斷地回答內心之惑，不斷地讓自己覺悟，《我叫劉躍進》正是這樣産生的。

　　劉震雲不是對劉躍進這個人感興趣，而是對劉躍進的思維邏輯感興趣，“單寫丢包和找包的故事，我寫上三天就沒興趣了。過去我説的都是是人和事，這回我想説説事的理兒。”

　　劉震雲曾説：“劉躍進就是阿Q他外甥。”現在他認爲這樣説不太準確。阿Q被魯迅寫極致了，他的智商出了問題，判斷事物出現偏差，这和劉躍進的極致又不一樣。劉躍進是一個正常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這樣的人。他們都是正常人，但做的10件事中有8件事是擰巴的。

　　“劉躍進像我們一樣，智商雖然沒問題，但思維的邏輯是混亂的。我們每天遇到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難纏的。難纏不是説他不善良，而是説起話來，跟他説不清楚。他會把一件事説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説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説成一件事。照這樣的邏輯辦事，事情不陰差陽錯才怪。”這是劉震雲對劉躍進這個人物最突出的感覺。

　　關鍵詞之二：作家電影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我叫劉躍進》之際，與北京新影聯院線合作，推出“觀影贈書”、“購書有禮”活動，首次開啓了圖書與電影眞正意義上的市場互動。

　　據北京新影聯院線負責人高軍介紹，長江文藝出版社爲此次活動印發了100萬張抽奬券，隨電影票出售，觀看這部電影的前100萬名觀衆將有機會獲贈同名小説一部。同時，據出版社方介紹，每本書內均夾帶一張抽奬券，凡購書者均有機會獲贈同名電影DVD光盤一張或劉震雲經典小説一部或其他精美禮品。

　　這是作家、出版社、電影發行公司第一次以“作家電影”形式，規模組織電影的發行放映，同時也是電影和圖書第一次“親密接觸”，通過市場行爲共同綑綁上市。

　　本次電影與圖書的大型互動得到了內蒙古包頭市包商銀行的資金贊助，也開創了企業參與圖書、電影市場互動的先河。

　　關鍵詞之三：電影是“另一座山”  

　　作爲中國首部“作家電影”的原著者，劉震雲坦然説：“商業、名利都不是壞字眼。”他認爲，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通過商業途徑體現的，無論《論語》、《史記》、《紅樓夢》，還是《莎士比亞全集》。一部小説寫完，被改編成電影，這就是將作品呈現給大衆的一條渠道而已。

　　所以，面對“商業寫作”的質疑，劉震雲看得很淡，“我寫作的時候不需要從商業的角度考慮，因爲最好的商業就是把書寫好。”

　　“投拍電影純屬一種偶然，就是跟着韓董（韓三平）和馬儷文上路。”劉震雲説，“我首先遇到的不是這件事，而是一個人。這個人是搞電影的，看了我的作品對我説，這事咱倆會心了。從我的朋友們身上，從兩種文體之間，我學到很多東西。那是另一座山。跟着朋友到另一個山頭，再打量自己原來的山，原來也有許多毛病。”

　　劉震雲説，如果想看熱鬧，就去看電影；如果看更豐富的幽默主旨，應該看小説。小説是20萬字，電影是一個半小時，容量、形式都不同。“兩種文體之間，有把可能變成可能的，也有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