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中國作家富豪榜新鮮出爐。靑春寫手郭敬明、學術明星于丹、易中天位列前三甲。其中于丹此前從未入榜，而一年之內就名列前茅，其速度令人驚嘆！

　　從富豪榜看文學異變

　　作家富豪榜引發的爭議與中國從一個以生産爲主導的傳統社會步入消費型的商業社會密切相關，這是作家趨於世俗化的表徵。文學非但沒有在日常生活面前堅持其提昇人的精神境界的操守，反而越來越低俗化，從而助長着商業時代特有的娛樂、官能、慾望的審美趣味。

　　作家富豪榜引發的爭議與文學的邊緣化有關。邊緣化使文學回到自身，但似乎也成了某些作家毫無批判性地接受大衆的審美趣味、向大衆諂媚、將自己的精神品位放到大衆的精神品位之下來迎合大衆的藉口，這是値得警惕的現象。

　　文學在失去昔日的精神和靈氣的同時，獲得了普通庸常的世俗性，成爲沉淪、適應的代名詞。尤其是當下文學中所充斥的性慾與色情的不厭其煩的描述，使文學從此籠罩在肉慾的迷霧中，它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下意識的滿足又反過來刺激着人的慾望膨脹。失去了精神維度的文學讓本能充滿人的軀殻，作家們高舉“力比多”（弗羅依德認爲，人的一切行爲無不蒙上性慾的色彩，在性慾後面藏着一種名爲“利比多”的潜能，它驅使人追求快樂，釋放本能。其能量極大，暗中推動着人類的一切行爲）的大旗在商品社會裡大行其道的現實，不能不説是精神之光毀滅後的文學荒漠時代的到來。

　　應該承認，處於商業時代，經濟等外在的因素常常會對作家産生某種壓力，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在大衆文化素質尙須大力提昇的時候去迎合其低俗的審美趣味。但衡量一個時代的發展水準，不僅僅要看一個時代的經濟水平，也要看一個時代的文化藝術水平。

　　商業時代的作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位置趨於邊緣化，並不意味着作家對社會的責任感、對社會的道義意識也要邊緣化。

　　在獲取更自由的創作空間的同時，順應時代的潮流去創造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的文學藝術，正是邊緣化所提供的良好契機。

　　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消解是當代文學創作的必然趨勢，但走出了政治烏托邦迷宮的作家，究竟又該如何去承擔起引導社會的神聖責任？作家們在向世俗化的現實生活妥協與認同、放棄自己神聖職責而与普通謀生者等同的同時，開始逐步把文學推出了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的領域——精神，從而使文學失去了自身的色彩，異變爲人們日常性的消費品。

　　作家富豪榜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文學精神的消失。

　　轉自博客中國

　　（本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