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來，郭敬明成爲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的確算不上多大的事兒，就連郭敬明本人都覺得“無所謂”。但是，芝蔴大的一件事卻惹得許多文壇知名人士站出來説話，而且一個個言辭激烈，説明它還是牽動了人們的敏感神經。

　　有評論家認爲，對郭敬明加入作協一事最“有所謂”的並不是郭敬明本人，恰恰是中國作協。作協的意圖是不言而喩的，在因屢屢傳出作家退會而聲威大減的背景下，如果能把擁有衆多靑少年讀者的韓寒、郭敬明等人納入帳下，就可以改變作協靑黃不接的狀况，並擴大影響範圍。

　　有業內人士表示，中國作協對年輕一代的寫作者如此重視，甚至主動招攬和團結他們，顯示了作協意圖革新的新動向，値得讚許。但也有評論家指出，中國作協盲目革新，無形中鼓勵了抄襲行爲，等於自毀生路，中國文學勢必走向滅亡。

　　該人士認爲，另一個“有所謂”的是積極運作此事的出版商。説得更透徹一點，此次加入中國作協的不像是郭敬明這個作家，倒更像是他幕後的商業機構。通過持續不斷的“吹風”，郭敬明加入作協一事變成了炒作新書的猛料，這樣的商業策劃從操作層面看無疑是成功的。

　　如果事情只是關涉到作協和出版商，那麽，郭敬明加入作協就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美事，可惜，偏偏有人出來“攪局”。在反對者看來，一個社會無論怎樣評價成功與失敗，至少應該守住一些價値底線，比如説，偷竊的人應該感到羞耻，更不應該受到褒奬。郭敬明破格加入作協，恰恰就侵犯了這樣的底線。郭敬明的抄襲前科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不僅文學界和坊間都有定論，法院的兩次審理也都確認了這一事實。

　　面對如此鮮明的是非判斷，郭敬明卻堅持自己的“原則”，拒絶向公衆和被抄襲者道歉，這讓人看到他內心道德觀念的紊亂、羞耻感的缺失，以及對作家職業底線的踐踏。把這樣一個漠視道德感的人吸收到最應具備道德情懷的組織之中去，當然會激起人們的不滿，當然也會令那些正直勤奮的作家感到憤怒。

　　也正是“有所謂”的第三方，才让人們欣慰：商業利益並沒有成爲主宰一切的力量，道德也不再是無關痛癢的閒話，無視大多數人所珍視的價値觀念的做法，也注定不會暢通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