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法官一般不願意公開回答問題，媒體一般也很難接近聯邦法官，致使整個聯邦司法系統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9月5日到6日，第九巡迴法庭在帕薩迪納與媒體舉行討論會，就法院保密、法庭允許攝影機、法庭歷史等等問題與媒體進行討論。出人意料地，一個不在議事日程上的問題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移民問題。結果，這個媒體會議從司法這個角度，讓我們看到國會遲遲未能達成移民改革法導致的後果。

　　上次移民改革是1996年，包括反恐怖及死刑法（AEDPA）和移民改革與移民責任法（IIRIRA）。在這以後的十多年來，全面的移民改革一直未能通過國會。AEDPA 和IIRIRA是在奧克拉荷馬聯邦大樓被炸以後通過的。IIRIRA限制了移民向聯邦法庭上訴的機會，而授權一個行政機構，即移民上訴委員會（BIA），來受理這些上訴案件。

　　第九巡迴法庭首席法官Mary Schroeder説，在2001年9/11以後，移民案件數量急劇增加，但是1996年的立法反而減少瞭解決這些案件的渠道，加上BIA已經蛻化成爲移民法官的橡皮圖章，結果大量的上訴案件全部被推給了巡迴法庭。在2001年，第九巡迴法庭受到了911個移民上訴案件，佔縂案件量的9%；2002年變成3,665，佔縂案件量的29%；2005年這個數漲到6,555，佔縂案件量的40%。爲了處理這些案子，法庭要雇傭臨時工作人員及臨時法官，法庭本身也要延長處理時間，來審理這些案子。

　　第九巡迴法庭對收到的案子的判決，絶大多數是維持原判。駁回的案件數，頂多只有2%到3%。但是法官們不願評論這種情况是否影響到公正執法。巡迴法庭法官Alex Kozinski説，一個法官，只能依據法律條款作出判決。因爲只有國會和聯邦政府才可以改變法律，所以現實地講，法院系統對於移民改革做不了什麼。

　　有意思的是，1996年的IIRIRA法的原意是要減少聯邦法院在移民問題上的參與程度，其結果反而增加了上訴法院的工作量。如果把移民案件和與移民有關的刑事案件加起來，法官們認爲不合理的移民法給美國司法系統的資源，造成了不同尋常的壓力。

　　巡迴法庭的法官們，一般對於政治、政策上的事情，很少公開表態。這次討論會上，法官們一反常態，停止其一貫的三緘其口的做法，由首席法官領頭，向媒體訴苦，可謂是對無能的國會作出的一個審判。這種舉動，依常理推斷，不會是即席舉動，而是法官們早就商量好的。今年國會未能達成協議，完成修改移民改革法案的工作，在很多問題上，給美國經濟、社會、及司法系統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很多方面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國會在這一點上，也變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這次第九巡迴法庭法官們集體抱怨，可以説是喊打的人群中，又多了一個。

　　移民改革法案擱淺受害最深的是移民，但明年是選舉年，在選舉年里，這麼備受爭議的法案是很難出爐的，擺在大家面前的唯一辦法就是選出一個能成事的國會來解決這些積攢下來的問題。

　　作者鄭樸捷：畢業于北京清華大學；曾在ARCO、Fujifilm、美國國防部等任項目經理及部門主任；現任加州中文法庭翻譯協會會長；著有《法律縱橫談》、《謊言解剖學》等中英文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