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彭镇的重灾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数十万，直接经济损失达两百多亿人民币。面对眼前的中国地图，彭镇二字在我胸口翻涌，原来经委的秘书小王，造纸厂的程厂长，还有那个戴深度眼镜的说书人，你们此时怎样了？我禁不住挂念着他们，不由热泪盈眶。

　　1982年秋，我刚进国家部委从事工业政策研究工作，被上级派到四川做城镇集体经济调研。那是我头次入川，苏制的伊尔62客机降落在双流机场。天气温和湿润，暮色中的川西平原绚丽得像枚熟透的果子。站在旋梯上我不禁感慨，多么美丽丰厚的土地。我一到四川就喜欢上她，空气浸满了人情味儿。

　　果然，四川对我是热烈的。省上的温主任接机，见面一分钟他就问，“小陈，我怎么觉得你当过兵？”“我是当过兵，铁道兵四师的。”“你是四师的？”“对。”“我是十一师的哇。”“什么，你也是老铁？啊啊，哈哈哈哈……”我俩扭成一团。人们也许不知，铁道兵的战友情谊最深，面对艰险，我们必须结成生命共同体，把心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才有出头的希望。那年月，铁路是汗水和热血凝结成的。

　　我先在成都走访工厂、家具厂、五金厂、蜀绣厂、搪瓷厂，好多好多厂。白天看厂，晚上写调查报告。写一篇寄一篇，那时没电脑，更别说电子邮件，连传真都不普遍。写好的文字只能靠快递，寄回部里让上级审阅。那天已经很晚，突然接到温主任电话。“老战友，你想不想看看小城镇的集体企业？”“当然，我正想跟你商量到下边转转。”“好，我建议你到彭镇看看，咱明天就走。”

　　成都周边诸多古镇。双流镇再往西北数十里就是彭镇，彭镇的政府机构就落在那里。我们乘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在颠簸的路上前行。远远望到小镇轮廓，刚想问，是彭镇？只听温主任大喊一声“停车”，司机“嘎”地把车停在路边。“怎么了？”我不解。温主任边回头边说，“你看，那就是彭镇的刘书记，还有经委的同志。”

　　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车后百米处有七八个人正朝我们跑来。显然他们是在路边迎接我们，车子太快把他们错过了。“为何不在办公室，非跑这么远迎我们？”温主任摇摇头，“地方同志很朴实，他们仍沿用旧习俗，对朝廷特使出迎十里以示恭敬。”我大吃一惊，这怎么得了，我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什么朝廷特使。说着我跳下车朝他们奔去，“你们别跑了，我就是部里的小陈，请别跑了！”

　　踏入彭镇，像踏入一部电影。我把步伐放轻，生怕踩碎脚下的胶片。石板路，两旁古铜色的木板房，还有远处被凤尾竹半掩的屋舍，巴金呢，梅表姐和觉新他们呢，还有刘保长和三嫂子？我留心细看，仿佛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会“咣”地从哪扇门走出来，若真如此，我打招呼他们会答应吗？我说，梅表姐，我也喜欢你，她会脸红吗？

　　刘书记觉出我的踌躇，“陈主任呀，我们这里不比北京，太落后了。”我如梦初醒连忙纠正他，“我不是主任，温主任才是主任，就叫我小陈。我不是嫌你们落后，我是吃惊怎么美得像电影啊。”这时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戴黑框眼镜，身穿半旧灰色制服，兴奋地对我说，“小陈同志你说中了，我们这儿的确拍过电影，你看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吗？就在我们这儿拍的。你看，”他指着眼前彭镇政府的院门说，“电影里的‘天堂人民公社’就是这儿！”我仔细端详眼前景色，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早在电影里见过。 

　　跟我说话的小伙子是小王，当地经委的秘书。刘书记让他全程陪我，让我什么事都可找他。小王对我说，他喜欢我的文章，有冲劲。说咱们城镇集体经济就像后娘养的，谁都可以平调我们的财产，却从来不给我们投资。他让我好好为集体经济呼吁呼吁。说这话时，热泪就在他眼里打转。我深深被这真情感动，握着他的手，有种地下党接头的奇妙感觉，神圣美好。

　　接下的日子，我和小王成了形影不离的兄弟。我到哪他到哪，应该说他到哪我到哪，因为我哪都不认识。那天他说，“小陈同志……”我说，“你把那个同志去了，咱哥俩还什么同不同志的。”“小陈，今天我带你看造纸厂吧。”“好哇。”我心想，集体企业还有造纸厂，造纸厂投资很大，水系统、纸浆机、除黑工艺，都很昂贵，怎么这座秀丽的小镇竟有造纸厂？

　　吉普车驶过一片普通瓦舍，我还在向前期待，小王却说到了。我狐疑地走下车，随他步入一处院落。有位矮小的老头儿，胸前挂着油布围裙，在门口儿迎接我们。小王介绍说，这是程厂长，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紧握他的手，“程厂长你好，我是小陈。”小王说，“小陈可是部里来的哦。”

　　程厂长的手粗糙得不可想像，握他手的感觉像握一把枯枝。他讲述厂史时语气谦恭而坚毅。这个厂是上世纪50年代由他领头兴办的合作社，就为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后转为集体企业，现有职工36人。“36人？”我打断他，“一个造纸厂怎么才36人，再说，你说的造纸厂到底在哪儿呢？”程厂长看出我的疑惑说，“这样吧，先带小陈同志看厂，看完再讲。”

　　我们跨出房门，随程厂长朝屋后的土坡走去。越走越纳闷儿，厂呢，设备呢，纸浆机呢？只见地上有许多坑洞，里面喷出刺鼻的味道。强碱，我立刻闻出这是工业强碱。难道，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纸浆机？先把木屑放进坑，然后灌碱水浸泡，等把木屑泡软再加温捣烂，这不是东汉蔡伦造纸的作坊吗？难怪程厂长的手硬得像石头，原来是被强碱烧的。

　　我回头望着程厂长和小王，哑口无言，眼前一阵湿热。原来咱们的集体企业就这样生存呀，几十年只收利税没投过一分钱，否则怎么会这样。我情不自禁再次握住程厂长的双手，“您就用这样的手，为国家创造着利润。”程厂长被我说得脸红起来，他忙说，“不光是我，大家都一样。”我朝他身后的工人们望去，每双手都是黑黑硬硬的。他们雕像般沉默无语，暮色染红山岗，四周静极了。

　　告别时程厂长非让我吃完饭再走。他把我们带进厂食堂，在唯一一张桌子上摆着几样小菜，有竹笋、蜡肉，还有一瓶酒。他说，菜不好，一番心意，小陈你凑合吃点。本来我没想吃饭，他们这么艰难，怎么好再吃人家。可此情此景，我一把举起酒瓶，“程厂长，咱干一杯，您和我父亲有类似经历，是长辈，我敬您。”酒酣耳热时我问程厂长，怎么才混个厂长？他说，“西路军打散后，脱党了。”

　　在彭镇最后一晚，我让小王回了家，独自到镇上走走，平静平静几天来沉甸甸的心境。总说城镇集体经济，城是城，镇是镇，怎能一回事。我们制定政策时往往把它们混为一体，这样的政策能奏效吗？我缓缓踱过彭镇的主街，黄昏如诉，天高气爽，健朗的夕风拂身而过，临街窗棂正漫出鲜活的灯光，空气清甜，依稀带着沉醉的酒香，好一个秋啊。

　　这时，前方一片大门全敞的店面传出阵阵笑声，引得我一路小跑赶上去。啊，原来是间书场，里面挤满听众，有老人有孩子，有穿鞋的也有光脚的，还有几个人攥着扁担站在门口儿，显然干了一天活儿，来此舒缓舒缓。他们手里捧着茶碗，徐徐的热气轻轻弥漫着。我情不自禁走进去，生怕惊动谁，悄悄找一处长凳坐下。

　　店堂前一张条案，说书人看去六十来岁，戴一付度数极深的眼镜，老式玳瑁镜架逼我想起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名字。我惊讶的是，他身穿一件蓝色长袍，这在其它地方绝难见到。

　　说书人的目光从镜片之上扫下，神态充满久历沙场的自如。虽然他并未看我，却用戏曲般的川音调侃道，“要的，这哈来外宾了，学徒我得卖力表现一哈。”随即人们的目光纷纷投向我，好不尴尬。我怎么成外宾了，像吗？他接着说，“诸位提醒一哈，方才讲到哪里？徐鹏飞问江姐招不招？”我这才知道他在讲《红岩》，故事已近尾声，特务头子徐鹏飞就要对江姐下毒手了。

　　说书人“啪”地一击醒木，“徐鹏飞问，十八般刑具都用到了？用到了，竹签都插过两回了，这个女共匪死也不招，还唱‘猪呀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雄的解放军’。徐鹏飞一听，‘咚’地一声瘫在座椅里。欲知江姐许云峰后事如何，啪，且听下回，分解！”书场散了，原来彭镇人说书也用“下回分解”结尾，只不过把“下回”和“分解”隔得较开。我徘徊在彭镇古老的街头，四周开始静下来。远处“天堂人民公社”的大门格外脆亮，像长夜的一声呼喊。

　　几十年过去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命运都发生了头晕目眩的变化。岁月无言地滤过虚荣，当真情之水沉淀下来，想起彭镇，记忆仍忠实地停泊在质朴的小公务员，春蚕吐丝般的红军老人，还有充满灵气的草根艺人身上。虽然此时浪迹天涯，隔海遥遥长天楚楚，在冀望祖国尽快走出地震阴影之际，怎不牵挂你们啊，我当年的朋友和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