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有效率更加注重公平
南都:以前注重效率,现在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出“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种转变对今后的政策也是有很强的引导意义的。
李绍光:这两者是统一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不能说以前强调效率是错的,现在讲公平就是忽视效率。这两者是完全一样、和谐统一的。现在注重社会公平也是为了有更好的效率。
景军:效率问题的提出,是在大集体的情况下,针对大锅饭问题而提出来的。大锅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理念不好,而是过于公平了,过于公平就成了不公平。因而提出效率,要求竞争、淘汰,靠这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多年来,政府都把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硬指标来做。
但在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之后,就有一个该如何更好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出现了。分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落实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另一种是如何更好提供更多更有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物品,使大家可以共同享受,如空气质量、交通、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
毛寿龙:现在许多领域的差距已经很大了,这需要政策的调整。但另一方面,像公务员的收入差距就很小,不拉大差距也不利,会使得许多高级公务员去腐败。
南都:不过公务员的工资只是收入分配里面的一个方面。
毛寿龙:强调民生的象征意义更多于实际操作意义。政府去强制分配是不可能的,要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去安排。政府可以发出一个信号,可以建议、诱导,使工人知道增加收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对政策也有一个促进作用。而企业知道政府的政策,也一定程度上会在实际中去逐渐履行。但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应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会说增加工人工资要影响到其正常运转,也不可能去提高工人收入。
南都:现在很多垄断行业也是造成分配失衡的很大一个原因。
毛寿龙:政府对垄断有另一项政策,跟分配政策无关。《反垄断法》更多从市场竞争去规范,从收入角度去反垄断是没有意义的,这应该属于市场经济领域的问题。
南都: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如何去优化利益结构?
毛寿龙:从公共政策角度去看,首先要理解由谁去做、面临什么和关涉个人还是公共利益的问题。要对公共政策进行分类,如框架性政策、可以实施的政策、方向性的政策等。如果将一个建议性政策、方向性政策当成必然要求势必难以实现。“改善民生”这个政策,目前还是一个框架性、发展性、过渡性的政策。
以控制为主的管理观念要变
毛寿龙:政府主要是做辅助性的工作,有些领域还是以社会和个人为主的。如教育是自己学习、自己筹款,不能靠政府;看病也主要是自己出钱,难道都由政府掏钱?就业也是,自己去找工作,不可能你一毕业了,政府就帮你把工作找好。再说,政府有那么多钱吗?千万不要以为有这个框架以后,老百姓就等着睡觉了。现在搞市场经济,政府是很重要的一块,但并不是马上我们成为福利国家,马上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可能。
南都:针对社会领域的管理,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怎么看待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景军:政府所做的大量公共事业,有一些狭缝,而这些地方恰恰是“第三领域”的人士、NGO所能填补的。
毛寿龙:目前没有社团法。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目前不大。我们对社会主要还是以控制为主,到目前为止观念还没有转过来,生怕社会组织对政治安定造成威胁。这个观念一定要变才行。
景军:“第三领域”既非经济实体,也不是营利的,同时又是非政府的。这类组织、这类人士在中国应该处于什么地位?这是我们应该继续讨论的。如果要讲社会主义发展,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到日程上来。
南都:从政府和执政党的角度而言,应该如何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毛寿龙:政府把许多事情要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要给社会组织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和管理环境,降低其成本。不要给人一种观念:一旦成立社会组织,就是不安定分子。
景军:社会需要更多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同时也不仅仅为了当官,而是能够在自己一定的社会信仰之下,追求为社会提供服务、满足一些公共需要的人。这种需要可能会弥补商界和政府所不能提供的服务,比如说商界称可以制造更便宜的食品,以让穷人吃得起,但是穷人今天吃饭的问题不能等到明天才制造出来。必须要有人以非营利的目标参与到社会的公共空间中来。
毛寿龙:十七大报告提到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主要还是指基金会方面。老百姓想去做慈善,如果没有良好的基金会去运作,老百姓的钱就不能花到实处。
景军:政府称儿童救助、老年人救助是政府管的,但政府的政策和举措常常是滞后的。比如说,要在北京建立农民工医院,当这个医院还没有建立起来前,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怎么享受平民医院的待遇?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建一个农民工医院,比北京所有医院看病价钱都低,就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举个例子,比尔?盖茨从商界退出后,成立了基金会,做一件事―――拿自己的钱来推动全球公共健康。这些基金会大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编辑: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