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2月7日出版的《侨报周末》刊发题为“《海角七号》：书写另一种想像”评论员文章指，所谓“媚日”不是《海角七号》的罪过，“新价值”需要两岸中国人对断裂的历史进行共同的反思，不再自我否定。全文如下：　

　　《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讲述了两段爱情的故事。一个发生在60年前，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撤出台湾，一位日本老师在归途的海轮上，给台湾的恋人友子写了7封情书。

　　另一个发生在当下的台湾，邮差阿嘉接到了写著旧地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这7封情书，无从投寄，而同时他遇到了日本女孩友子，在组建当地乐团过程中相恋。最终，信送到了至今健在的老人手中，成为乐团主唱的阿嘉与友子在海边相拥而泣。

　　到过恒春。那是12年前了。去垦丁的路上，车过恒春。对电影里出现的恒春东门那座城门楼，有很深的印象。

　　夜宿垦丁，出来散步。在小镇上，与一家叫“北京饭店”的“更夫”谈天。他说，家里穷出来当兵，从共产党的解放军到作为志愿军出征韩战，从美军俘虏到被迫来台湾，颠沛流离。他挽起袖子，胳膊上刻著“反攻大陆”，四字犹存。后来，他结婚生子，女儿在台大读书，非常优秀。“但从上大学，孩子再也没回过家，她不认我这个爹了。”他家乡在山东，韩战时他的同乡战友谎报共军当局，说他是“战死”的，他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他在家乡的老母数十年得到优待。老母病亡，当局予之厚葬。40年后，他重返故乡，跪在母亲墓前。他说：自己“像鬼一样活著”。

　　从垦丁，车回台北。太太的舅母来探望，老人家待人很和善，但对大陆连说“不好”，“共产党很坏”。她是花莲人，做台北公交售票员，素不关心政治，如今退休在家。受教育不多，读过日本人办的小学。谈起日本，她总要说：“我们日本，我们台湾”。谈起大陆，她总要说：“你们中国，我们台湾”。我说：“日本人把中国叫‘支那’。”她停下来说话，看著我，缓缓地说：“对呀，‘支那’，‘支那’……”

　　那次访台后，3次往返台湾。每一次，都可以在台湾人身上感受到不同的“日本想像”和“大陆想像”。看过《海角七号》，又想起12年前第一次访台的旧事。有人指，电影里“充满了媚日情结”。原来听说大陆这两天就要上映《海角七号》，却搁浅了，连马英九也为这部“小而美”的电影“请命”，隔海喊话。说到影片“媚日”，恐怕是“太超过”了。但故事中的“日本想像”，温馨而伤感，有让人依恋的抚慰。看台湾，总也绕不过去“大陆想像”与“日本想像”的交织缠绕。不了解这种历史现象，也就不清楚那位老兵为什麽会“像鬼一样活著”，为什麽他的女儿不愿认自己的父亲，为什麽舅母会说“对呀，支那、支那……”。

　　荷兰殖民38年，西班牙殖民16年，郑成功三代21年，满清212年，日本殖民50年，蒋介石父子43年——一部台湾史倾注了多少爱恨情仇。日本殖民，“连木偶都得穿上日本服，讲日本话，拿武士刀”。1907年，26岁的林献堂在奈良偶遇他仰慕的梁启超，梁说：“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晚之遇，诚非偶然”。1911年，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赴台，梁感慨系之：“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在晚涛哀声之中，日本“教育”了台湾人——那些1895年被遗弃的“清奴”。日语成为那一代台湾人现代化的思想工具。“二二八”事件，国民党确立威权统治，日语被压制，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顿时成了“失语者”。一方面是，由“清国奴”转向“日本奴”，自我身份一再遭到否定，另一方面，由“落后支那”转向“共产大陆”。一路下来，未及百年，从读经吟诗的“原乡唐山”，到日本人教育的“落后支那”；从国民党的“共产大陆”，再到“台独”运动描绘的“妖魔中国”。台湾人的“大陆想像”，断裂之甚、嬗变之频，是大陆人难以体察的。

　　在近现代的台湾，这种历史现实纷杂的背后，可以看到台湾人的现代化意识里，一直有一种暖昧的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郑鸿生语）。在现实政治中，民进党就一直在利用这种“强化中国大陆落后”的选民动员策略。回到《海角七号》看，阿嘉却不是“皇民化教育”的子民。导演魏德圣说：“60年前，历史的错误割掉一段爱情，而60年后，这段历史在一对新的男女身上产生新价值。”很显然，所谓“媚日”，不是《海角七号》的罪过。“新价值”却需要两岸中国人对断裂的历史进行共同的反思，不再自我否定，“将自身视为异己”。两岸中国人，都需要培育崭新的现代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