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海内外的反应看，关于西藏，关于达赖，东西方仍有相当多的“鸡同鸭讲”。这缘由与四月初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时遭遇“藏独”分子闹场时所引起的舆论争议一样，欧洲政界虽对是否支持达赖有所分歧，但很多百姓对中国人为何激烈应对感到困惑。

　　问题或许在于，西方人眼中的达赖究竟是什么样貌，是不是与中国官方说辞大相径庭。对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的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院（BICCS）主任霍尔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就认为“对欧洲来说，达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最值得信赖的人”。

　　事实上，洋人这种来自普遍宗教意识的看法，与国人来自普遍政治意识的看法，的确相去甚远——自从中国开始派出西藏问题专家和藏传宗教专家到国外访问交流后，据说效果好了很多，但对政治和宗教的达赖，仍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今年四月曾指出，“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外衣与中世纪政教合一体制内核的矛盾混合体”。然而对于这个“政教合一”应该怎样用通俗的道理、用外国的语言、用洋人的视角讲清楚呢？

　　据说，达赖集团创立的《独立》杂志1995年秋季号在封面刊载一幅漫画《西藏民主的现状》，画了个亭子，亭盖标有“民主”字样，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撑。“立法”之柱撑顶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顶——这便是西方的语言。

　　中国的政治文化拥有自己的传统，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传统在对外传播和交流之中还必须找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对应物。那种单纯指责达赖有西藏独立政治野心的说法，对那些相信藏传佛教魅力的人并不能有效。

　　现在看来，西藏历史和“政教合一”都在一个复杂的语言解释系统，对于清楚定位当前中央政府与达赖的对话性质并作出能被接受的解释，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