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而今，中国以农业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13亿人口的80%。中共改革始于农村，但当前，农村之改革和发展，已在市场化方面远远落后城市的改革和发展，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也可以说，30年来以“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

　　1949年，中共得以建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中共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农民给予了中共执政最根本的支持。1978年，中共执政当局推行首轮改革，首先进行的就是土地政策的重大变革，推翻了“人民公社”体制，“联产承包制”的土地政策克服了平均主义，其实质是中国农民重新获了曾经被集体化的土地，部分地取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农村的落后状态，迅速为之改观，中国从此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更为重要的是，中共执政再次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农村改革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两个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一是土地制度问题，按照现行的“联产承包制”，农村土地归国有，而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不拥有土地产权，也是说，土地不能成为农民手中可以流转的资产和生产要素；二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体制，而解决户籍制度难题，真正的障碍并不在户籍制度本身，是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也是说，农民不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

　　无法忽视的是，打破土地、身份予以农民的“双重束缚”，既可以释放数十万亿的土地财富，但也可能面临农民土地被“资本圈走”的危险，失去土地的农民将迅速“赤贫化”，并有可能“流民化”，最终背离农民的根本利益，并酿成新的社会问题。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够高，工业“反哺”农业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会欲速不达。　

　　因此，尽管中国传媒形容说，这场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震撼，将不亚于30年前的“包产到户”，并誉之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但本报认为，中共执政当局的“新土改”之策，将会是，也应该是审慎的、渐进的，并非外界所说的是“一剂猛药”。

　　可以确知的两个基本事实是，第一，在中共高层内部已形成广泛共识的“新土改”之策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将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权。第二，中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正在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样的政策指向，不仅不会“减速”，且会逐渐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