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官方的人民网7日报道称，目前，已有25名党政官员因瞒报矿难受到处理。同日，中国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亦披露，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的垮塌事故也可能存在“瞒报迹象”。

　　事实上，这样的新闻在大陆早已屡见不鲜，在山西、重庆、黑龙江等地此前已有发生，在官方一再要求各地信息公开（并在5月1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强调地方政府不准干涉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的今天，倒是一些媒体的反应显得缩手缩脚、瞻前顾后起来——几乎在所有的瞒报事故总是在官方高层介入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而鲜有媒体勇于独立调查揭露出来，媒体最擅长扮演的似乎只是一个“传声筒”作用。

　　一位大陆的媒体同仁告诉笔者，在被誉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广东省，几家媒体集团已算是非常大胆，但他们多报道外省外地的，一遇上本省的“坏事”，也只能退避三舍。据说正因为他们“总报他人忧”，这些媒体常常被许多省的宣传机构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社会的公器，舆论监督本是媒体的应尽职责，但今天的大陆，媒体不仅不敢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更有甚者则成了一些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如在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发生的铁矿尾矿溃坝事故的当天，大陆所谓权威媒体的报道却说是“暴雨所致”，事后更未见到该媒体对此报道的更正，更未闻该媒体对已逝生命的歉意——媒体对生命的草菅和不负责任竟至如此，实在让人汗颜和愤怒。

　　如果说事主和地方当局瞒报、漏报责任事故为的是逃避法律责任、保住乌纱帽，伤害的是遇难者及其家属，当受法律严惩，那么媒体的知情不报或故意更改事实真相为的又是什么呢？其不仅混淆了社会视听，更践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尺和法律准则，这样的责任谁来追究？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属“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