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幸运是，它有机会可以从非功利主义的角度检验自己的文明水平，而不仅止于夺得51枚金牌和100枚奖牌，也不仅止于认识残疾人事业的发生发展。筹备、举办残奥会更强调，文明进步的实质意义在于人的、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其实，竞技体育金牌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无法否认，夺取金牌有助于民族国家恢复和重建自信，一如世人津津乐道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但金牌的意义，却不足以支撑文化以至文明自信的全部。“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虽不至于消亡，但在残奥会的赛场内外，人们更关切的是，不向命运低头的人类的精神状态，和维护个人尊严的社会的文明状态。

　　所有的幸运都在于，人道主义在中国还没有消亡。残奥会的举行，将是一个证明。然而，人道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1990年中国思想的主流潮向是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辨，那么1980年代中国思想的主流潮向是关于人道主义的存废。观察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另一个视角，就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兴衰。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在“文革”后第一次为人道主义正名：“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1983年3月16日，周扬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著名论文，倡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83年1月17日，王若水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文章，以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异己的事物”。1984年12月7日，邓朴方发表《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的文章，指出“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

　　但随着“清理精神污染”的发展，人道主义一退再退。1987年8月23日，邓朴方在第2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致开幕词时再次论及人道主义，但那只是1980年代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回响了。几乎可以说，当唯物论的科学主义趋向保守时，当社会主义需要批判性的人道主义来支持更广泛的政治变革的时候，人道主义接过了思想解放的旗帜。但是，中国的人道主义，也“几乎走到了马克思的尽头”，过往长期被中国学人所忽略，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做原典的早期马克思——那个重视异化和充满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问题是，“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既然已逼近了原典，那么其内在的逻辑便决定了非从老祖宗那里解放出来，便无法继续向前发展”（许纪霖语）。

　　1990年代，自由主义的勃兴，其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体制外部、国家意识形态边缘民间思想的突起，映射出人道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局限。2000年代中国思想的主流潮向，是“回归常识”的启蒙。它既是“不可颠倒”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镜子，一如先有了约翰?洛克的“人本思想”，才有了后来的英国光荣革命，又是新文化的启蒙运动，“走出马克思”和“走向民间”，都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人道主义在1980年代后没有退出中国思想舞台的历史原因。

　　今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给予中国思想界最意外的收获是，作为社会主义价值建构的人道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宣扬。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人的尊严应当敬重而不应轻蔑，人的权利应当保护而不应剥夺，人的潜能应当发展而不应压制，人的合理欲望应当满足而不应漠视。

　　因此，在残奥会赛场内外，中国人对人道主义的向往，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说，中国清扫1840年以来文化失败主义的利器，不仅止于物质的。中国文化乃至文明自信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滋养下政治文明的进步。残奥会在北京举行，也许可以视作中国人道主义的再出发。果如是，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幸事。

点击进入【2008年北京残奥会】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