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北川的路上，我认识了郭志武。他是羌族汉子，北川县城废墟中的幸存者。他的父亲、妻子和岳父，没有活着爬出来。但地震发生至今，他说他“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他在讲述他的家乡、他的家人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脸上表情木然，像在转述他人的悲惨故事。不仅郭志武如此，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边上，我和我的同事遇到几位当地农民。一位妇女拿出女儿的照片给我看，相片上的花季少女已被永远地埋在了废墟下面，而那位母亲的脸上却读不出悲伤。旁边一位年长的父亲为他的儿子而娇傲，他儿子建造的北川中学宿舍楼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倒塌，但他儿子却没有躲过劫难，倒在了北川县城的工地上。这位老父亲笑着谈起这些，好像儿子并没有离他远去。

　　也正是在北川中学的废墟里，还有200个少年的生命遗体没有挖出来。在现场，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双腿一下子软了，走路像踩在棉花上。脚下的土地，眼前所看的一切，突然变得非常不真实。时间停止了。停在14时28分。我返回了千里之外的大都市，30天过去了，但在记忆中，只有郭志武的那张脸是最真切、最真实的——一脸的木然，既没有软弱也没有倔强。张申府说：“人皆知痛苦之极可以痛哭。真正痛苦之至极，只是一个木然罔觉”。而郭志武的脸上，却不只是“罔觉”。

　　我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来描绘郭志武脸上的表情。所谓“木然”，那也是外界的一种推断。我曾想说，那张脸已经是“形神分离”了，或者说，“形魂消殆”了。但是郭志武们的存在，始终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也许，他们真实存在的全部原因，是因为他们和北川无数失去亲人的幸存者一样，都极其平凡，一如北川的河流山川一般地平凡。而每一次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却都是由这份平凡担当的。“平凡”者，未必是“木然”者。这些生命体的尊严，往往使我们受惠，悄然给了我们修复生命的力量。

　　北川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它在汶川之北，是这次8.0级特大地震中损失最惨重的县城。然而，北川没有眼泪。这恐怕是外界很难理解的生活的真实，也是很难深究的历史真相。但恰恰是北川，如同历史的切片，为中国保存了一份关于生命尊严的“精神遗产”。傅斯年曾说：正是“五四”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变成了“集体的自觉”。那麽今天，我想说，恰恰是北川使生命从“个人的尊严”变成了“集体的自觉”和“集体的尊严”。当然，我不幻想所有的痼疾在一夜之间消失，也不指望此时此刻的中国焕然一新。可是，我却想提出一位观察者的历史假设：恰恰是北川，以生命的名义，为许许多多中国人重新定义了生活。

　　从北川，我看到了“范跑跑”。这位叫范美忠的老师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从而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他出现的文本意义是，虽然他不高尚也不邪恶，但民间舆论可以有雅量包容他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自私”的观点）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也像是告诉了公众：谭千秋有多麽伟大——一位为保护4名学生而失去生命的老师。从北川，我看到了“王幸福”。这位叫王兆山的山东作协副主席，“作诗”说“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13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如此“诗篇”，在网上几成“千夫所指”。但“王幸福”也可能至今并不清楚，就是在所谓“党国体制”下，“奴才的文化”也已经让人们非常厌恶了。从北川，我看到了“林另类”。这位叫林强的“模范共产党员”，是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曾深入全省300所农村学校，改进教学。他说：那麽多学校倒塌，那麽多孩子无辜牺牲，“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罪人”，“应该向他们下跪”。他是第一位公开倡导“反思”的四川省厅级官员。“苦难中我们需要温情，但我们更需要清醒的头脑”，“反思错误，记住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