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中国在上周四的晚间突然宣布大幅提高成品油价格后，国际油价曾有应声下落的动作，这不仅引起国际财经界的高度关注，也获得了市场各方的基本肯定。而在中国国内，有关对调高油价的正负效应的分析却不多见，市面也相对比较平静——或许是投资界早已对政府调高油价有所预期，股市的反应也是先涨后跌，有基本回稳的态势。

　　其三是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下六周时间，人们原来预期的奥运行情迟迟没有出现，在少数大城市出现的房价快速回落也钳制了股市的表现，经济界内部曾经争议纷纭的所谓后奥运经济是否衰退的问题，现在似乎已成为有信号的预警——人们寄希望于居高不下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能有所回落的过程似乎在被拉长，进一步导致市场信心受损。

　　悲观的经济学专家最近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总判断是未来的风险很大，因为不确定性很大。虽然通胀总体上还是可控的，但通胀的风险很大，导致通胀的外部因素很难把握，比如原油、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很快”。事实上，类似的表述与政府当局的判断基本吻合——总理温家宝早在3月份就指出“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这显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积累了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后，在去年秋天的中共十七大上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政策调整为“又好又快”，而今物价的不断上涨却令百姓失去了那种好的感觉。而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强劲需求拉动之下（尤其是投资需求旺盛），已经拉高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这显然也是另一个困难的挑战。中国占据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今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发展预期，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走强预期，加上中国市场庞大的“胃口”如粮食、能源、矿石、化工等，都已在世界性的价格领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也是经济学家在今年谈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为何与众不同：随着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格局建立，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渐渐地上升到了第一位，流行的观点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都上涨，就是因为全球总需求旺盛造成的。尽管这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正在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世界。

　　形势似乎越来越急迫，以至于中国财经官员已悄悄地用“抑制通胀”一词代替了“宏观调控”的说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刚刚就在纽约说，为了对付上调燃油价格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局面，央行可能会制定“更有力”的政策。尽管未透露将动用何种政策工具，但他提到“当然更高的能源价格会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带来一些压力，所以我们可能会加大反通胀的力度。很难说下半年通胀（压力）会不会继续缓解，我们需要密切监测”。

　　中国对成品油价格的上调同样具有双刃剑的效果：一方面是可以通过抑制需求以控制增速，但另一方面却也会带动基础成本的进一步上扬（即搭车涨价）。在高企的物价区域进行这样的改革动作，无疑有一种类似高空杂技表演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