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条例作为大陆第一个灾区重建法制化官方文本，可以说是成了的新标志。

　　然而笔者以为，灾区民众不仅需要重建居住家园，更需心灵的抚慰，需要重建精神家园，这更应是中国政府实施灾区重建规划的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四川官员曾透露，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时间暂定8年。然而这或许只是从物理意义上说——8年时间可以使在灾难中倒掉的城市迅速崛起，甚至比灾难前更宏伟、壮观、气派，但灾难本身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与阴影却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

　　特别是对于在灾难中失去父母、孩子、爱人、老师、学生、朋友和其他亲人的民众而言，关于灾难的悲惨记忆会像缠绕在他们心底的绳索，或许终生难以解开痛结。

　　应当说，这场巨大的灾难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个人对灾难的忘记或许会以某种形式积淀为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由此，经过时间打磨，灾后重建也就理所当然地上升成国家和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建，须付出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与经济损失相比，灾难对人的心理冲击是内在的，所以不太为人注意。因此，心理重建即心理状态恢复的过程也更为艰巨而漫长。

　　因此，由于心理和精神重建的长久性和复杂性，灾后心理和精神重建注定是不能用8年的时间来度量的，而应该比8年时间要长久得多。

　　人们应还记得13年前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经过十年努力，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但人们心灵的复原却远未完成。“孤独死”成了劫后余生者的最大问题，据说日本灾后十年因孤独而死在临时住宅的人至少有56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