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次大灾有着较为独特的时空背景：从近期看，中国刚经历过年初南方雪灾这一举国瞩目的灾害、西藏“3·14”事件以及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从长期看，今年既是中国的奥运年，也是改革开放30年。更重要的是，与30多年前损失更为惨重的唐山大地震迥异的是，这场肆虐中国西南工业基地和自然资源腹地的特大震灾，正发生于中国以互联网迅速推广为标志的资讯革命时代，也发生于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迅速崛起、民族心理随之急剧膨胀的敏感时期。因此，即使它对中国经济的继续跃升无甚大碍，却注定会对中国社会思潮乃至整个民族心理及其精神世界，带来里程碑式的影响。

　　震灾对中国社会思潮的显露，首先表现在政治思潮和政治文化领域。

　　威权主义VS自由主义

　　中国政府和军队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不仅获得了国内民众的广泛肯定，更被国际舆论普遍认可。不过，对威权体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展现出的那种超常动员能力，及该体制下官员、军人表现出的特殊敬业精神，中国社会各界的看法却并不一致。

　　一部分人，可以说包括传统左派和所谓“新左派”，由此强化了其中国现行威权体制具有特殊优越性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这种党政一体、高度集权的体制，很难在灾后有如此迅速的反应和如此惊人的能量。他们还批评其“右派”对手们对灾难的冷漠和对政府表现的偏见，并以震灾中不顾学生独自逃跑的名校毕业教师为例，讥讽、抨击自由主义精英们道德表现的低下。

　　另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则对当局在救灾中的表现持普遍保留的沉默态度，对政府在抗震救灾中显现出的超强动员力，不仅认为是其正常的应有反应，而且由此对威权体制的负面能量更其警惕。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官方组织救灾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社会监督、程序公正和弱势保护，以及对造成学生重大伤亡的可能性腐败的追究。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地震局等官方机构存在瞒报、误判等责任。

　　媒体报道背后的差异

　　中国媒体在这次救灾报道中依然延续其惯例，突出对领导人的报道，突出对官员和军队表现的报道，电视画面上仍充斥着受灾民众们“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中央”的话语。

　　其实，受灾民众的话语既是此环境下毫无做作的心声，同时也是数十年教育宣传耳濡目染乃至数千年皇权政治文化熏陶下的本能反应，只是各方对这种宣传报道的看法和反应却大不一样。

　　对此，当局自然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仍深信这样能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大众虽然有些审美疲劳，但不少人仍会被感动。一方面，选择不多的媒体及其反复的影像灌输让他们习惯了这种报道风格和语言；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和军人的优异表现也让他们觉得媒体如此报道无可厚非。

　　但不少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却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眼中，受灾民众们是无需对政府感恩的，因为纳税人养活的政府不过是在履职尽责而已，他们本身作为纳税人，理所当然地享有灾后接受救助的公民权利。在他们看来，官方如此因循守旧地沿用过去数十年的媒体灌输做法以及意识形态语言，根本无法增强其统治合法性，只暴露出中国底层百姓公民意识薄弱甚至欠缺，恰恰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的悲哀。

　　此一个案，不仅反映出官方和民间在政治意识形态理念上的时滞，更反映出中国各阶层在政治理念上的落差，而且这种时滞和落差已无法用“威权主义VS自由主义”这么简单地二分法来标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