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的自觉往往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侨报6月2日中国时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首首饱含深情的诗歌，迅速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用这种文学形式表达对灾难的震惊，对逝者的痛惜，对救援的

　　大地震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也使近20年来一直萧条的中国诗歌突然爆发出惊人力量。据说，有上千首各种体裁的地震诗歌在中国各种媒体传诵。其中，一首题为《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诗更被近百家报纸刊登，亦被众多音乐人多次谱曲进行演唱。

　　有人把这些诗歌统称为“地震诗歌”。它先在网络上流传，许多作者都是普通人或网民，很多人甚至是首次写诗，诗作中也不乏大白话，但读者们却并不介意。

　　有报道说中国作协主办的专业刊物《诗刊》现在也“诗满为患”，“不但投稿信箱爆满，连编辑的私人邮箱也爆满，每天还会收到大量特快专递、传真，全是抗震的诗歌”。

　　“一个月前是今天谁还在写诗， 一个月后是今天谁都在写诗”——“全民皆诗”的盛况，也让不少媒体和人士发出了“中国诗歌复兴”的感叹。

　　真所谓“诗言志，歌咏情”，面对这场灾难，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之所以再次爆发，首先在于其表达方式的简洁，其次在于它是中国人真情的流露——自今年初大雪灾开始，一系列国内外事件和天灾人祸的压抑，使国人亟需寻找一条宣泄心中情感的途径。

　　因此当震灾来临时，一切有效的手段都被拿来抒发这种酝酿已久的情感。也不仅是诗歌，各种评论、散文，甚至小说也都成为此时流行的文体。

　　从中国诗歌这次突然的“井喷”来看，尽管很多诗歌运动都发生在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但灾难过后，并不一定都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地震诗歌”之兴，显示了现实需要诗歌和诗歌重返现实的可能（尽管它并不能解决中国诗歌的所有问题）。

　　一种文化的自觉往往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文化的发展能否在特定的条件下孕育出可以向现代转化的文化主体。逐渐沉寂的中国诗歌，要想借汶川大地震完成对自身的救赎，显然还需要做出一番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

　　当然，地震诗歌之深入人心，更在于抒发意志精神，而无关雕虫之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