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 打了处于迎奥喜悦中的中国人一个趔趄，也使全球目光一下子集聚中国汶川。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震灾发生几分钟后，震灾信息就通过公开的媒体管道播发出来，使世人在第一时间了解信息。

　　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既是对5月1日甫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践行，也体现中国政府在遭遇突发性公共危机时执政行为和思维的双重进步。

　　时空拉回至同样震级的1976年的唐山，那时人为的信息壅塞不惟使救灾工作处于黑幕状态，也使全国民众陷入恐慌之中。当时除了泛滥的谣言，还有民众齐集街上搭防震棚的现象。在信息不公开态势下，不仅形成了不了有效的救灾合力，反而过度消耗了和震灾无关的行政、财政、舆论和民意成本。2004年的“非典”（SARS）亦如此，起初疫情信息不透明，也曾造成全民恐慌。

　　所以，此番汶川震灾固然惨烈，但由于政府信息透明行动迅速，有效地舒缓了民众的心理压力，使高层决策、国内外救援、舆论载体和民意指向，有机融合成一股力量，源源不断地流向灾区。

　　一切都须将灾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们希望舆论载体和救援机构由此更新思维，将更多镜头和版面留给灾民，而不是讴歌救援者的所谓“奉献精神”。在残酷的灾难面前，救援机构和人群并非救世主，而是惺惺相惜情境下的自我救赎，是平等博爱的生命自救。公众期望，灾情过后，社会不再有宏大叙事式的总结和滥情式颂歌，而是从悲情中学会珍重生命，将活着的意义向自主性和权利性转型。

　　除却震灾给予中国社会层面的深度影响，人们也不得不省思关乎地震预警预报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中国早在东汉时代，就有张衡发明了能预报地震的地动仪。然则近2000年过去，信息时代的人们在预报地震技术方面并没有本质进步。但笔者所憾者并非仅仅科技发展的局限，而是人类是否过于自信、麻木？本次灾情以前本已出现了诸多异象，如离汶川很近的绵竹近日出现大规模蟾蜍迁移，如湖北恩施水塘突然干涸等。这些景象或被专家忽略，或被“科学”解释为“正常”。异象和天灾间的联系，古人经验主义的总结固然有糟粕，但如果被科学全盘轻漠，科学就会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霸权逻辑。这种独断也可能造成无尽的灾难和莫大的悲剧。而讽刺的是，也只有当悲剧发生后，专家们才恍然大悟，拿出诸多事后诸葛般的数据来佐证“科学”。科学家们应有吸纳古今中外的宏大视野，对这种倒置的逻辑应拨乱反正。

　　奥运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考验。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考验政府的能力，也使中国接受全球监督。中国或有经济实力办好奥运会，但彰显软实力、体现人文关怀，无疑也是大考。（作者系大陆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