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一衣带水， 自古以来和则两利， 战则两伤。当今两国均是举足轻重的大国， 分担着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任。鉴于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的访日行程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会晤， 旨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共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创造符合21世纪要求的中日关系新局面。

站在历史新起点

　　笔者所说的“历史新起点”， 首先是指世界格局进一步转向多极化。“一超多极”的格局虽未发生质变，但量变显著。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沼”，经济衰退；欧、日经济实力增强；“金砖四国”（中、俄、印度、巴西）和东亚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面对新形势，中日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也应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其次是中日两国互相依存度大为增强。政治上需要互相支持，军事上需要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全，更突出的是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2007年两国贸易总额高达2360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此次峰会的联合声明写道“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这是两国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正反两方经验教训，洞察当前大势得出的深知卓见。诚哉， 斯言！

　　再次，中日结束“经热政冷”不正常状态、步入“政经俱热、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这一转折始于2006年安倍晋三首相的访华“破冰之旅”，发展于去年温家宝总理的回访“融冰之旅”和福田康夫的访华“迎春之旅”。此次胡锦涛的访日“暖春之旅”，则是“集其大成”，完成转折，揭开新篇章。

三大特点与丰硕成果

　　此次峰会的第一大特点是“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不仅扭转“政冷经热”的片面发展，更在2006年始建战略互惠关系及2007年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这种关系。峰会的成果集中于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声明》。

　　《声明》规定，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目标是“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并规定在“五大领域”进行合作。联合新闻公报对《声明》规定的合作内容和项目加以具体化，列出70条。涵盖政治、经济、人文、军事与安全等各个领域，内容广泛、全面，实属罕见。这不仅表明中日政府作了艰苦的努力，更反映两国的友谊与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大特点是肩起为亚洲和世界作贡献的重任。《声明》和联合新闻公报的内容，超出中日之间的事务，用很大篇幅指明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应做出的努力。例如，中日韩峰会、朝核问题、能源、对非洲政策、对湄公河流域政策、全球气候、大气污染等。

　　第三大特点是胡锦涛用大量时间进行“人民外交”，包括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追溯两国友谊；会见对中日友好做出杰出贡献的西园寺公一等先辈的后代、对华友好的前首相、松下芭蕾舞团、“中日青年友好之船”成员；在中日友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松本楼进餐，开展“乒乓外交”，访问法隆寺和唐招提寺等。如此深入民间，具有深刻针对性，将产生深远影响。

大力拓展“人民外交”

　　笔者认为，对当前的中日关系，仍不能盲目乐观，高兴得太早，因为实际上存在一种不平衡：政治上热下冷，民间落后官方。

　　不到3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4次互访，带起了“官方热”。两国领导人和有见识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们，已认识和体验到，“中日两国只能和平友好合作，别无选择”。但两国民月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历史积怨、民族心理隔阂、对双方现状缺乏了解所产生的误会、猜忌等还很多。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民调，中日民众喜欢对方的都不到三成，不喜欢的却高达七成。中国民众最大的不满和忧虑是日本某些领导人和高官对侵华历史罪行不认账，担心军国主义复活，日本民众最大的隔阂和顾虑则是不了解中国发生的巨变， 忧心中国威胁。

　　中日间依然面临两类难题：一类是历史遗留、客观存在的，如东海划界、钓鱼岛主权等问题；另一类是现实、人为制造的，如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借西藏问题攻击中国等。后一种是日本右翼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制造出来的；前一种也经常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煽风点火。因此，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落实《声明》与联合新闻公报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最大阻力来自日本右翼势力。

　　抑制日本右翼势力，化解中日友好合作阻力，归根结底靠两国民众。高峰互访、官方外交固然十分重要，但“人民外交”始终是基础和根本。中国民众包括海外华侨华人， 也要提高对“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唯一选择”的认识，从自身做起，消除对日本的隔阂与误解，为中日友好、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尽力。（作者系旅美华人政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