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 大陆法学家刘仁文在广州《南方周末》撰文， 建议趁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举办奥运会之际， 赦免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刑事犯， 以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对此，海内外不少人士表示赞同，近日又有人提议， 甚至有人援引中国古代帝王登基时大赦的先例， 认为大赦是中国的良好传统， 有利于营造和谐社会。

　　然而， 翻开中国典籍，却有许多对大赦的负面记载。诸葛亮治蜀被后人传为佳话，但在他治蜀的12年间，连一次大赦都没有过。时人质疑，诸葛亮答：“治世以大惠不以小惠”，并举例：此前统治蜀地的刘璋父子年年大赦，弄得犯罪分子不把刑罚当一回事，结果反倒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可见，说大赦有利于营造和谐社会，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古代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大赦是“君子之祸， 小人之福”，因为无原则的大赦，只能使犯罪分子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从而对法律、刑罚产生轻视、戏侮之心，此后更加不把违法犯罪当作一回事，而一些并未犯罪的人看到有罪不罚，重罪罚轻， 也会觉得违法犯罪并不会受到严厉惩罚，从而产生侥幸冒险心理， 轻易试法弄法。如此恶性循环，只能增加犯罪率和不安定因素，从而给真正的守法者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又怎能有利于营造河蟹的社会气氛和环境。

　　当然，任何刑法都有不完善之处，中国现行刑法在一些条款上有所不足，某些地方量刑过重、罪不当罚，这都是可能的、现实的，在现代法治精神下，的确不应对这些不完善之处置之度外，不作修正。但修正的正确途径， 只能是通过必要、合法的程序修改刑法条款，使之阐述更明晰、操作更规范、量刑更合理，更符合人性化、法治化的当代文明社会标准， 让执法者容易操作，民众容易理解， 被处罚者心服口服，而不是明明对方已经犯罪、已经受罚，且依据现行法律条文处罚并无不当， 也要“曲赦”。

　　道理是明摆着的，法律层面的问题， 应通过法律的完善来解决，而不应通过大赦之类“法外施恩”的办法来弥补，否则不但达不到营造和谐社会的初衷，反倒会令法律的严肃性受到质疑和亵渎。

　　当年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危， 许多大臣建议大赦天下，以为皇后祈福， 但长孙皇后坚决反对，理由正是“治世无常赦”， 频频的法外施恩， 不论初衷多么良好，其结果也只能是使犯罪被姑息、被纵容，是法律的严肃性收到威胁，只能对营造和谐社会起到负面的、消极的作用， 而绝不是相反。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