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及其集团的声明内容和活动方式也在不断变换以迎合国际舆论。

　　自达赖1987年在美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七点新建议”以后，直接鼓动“西藏独立”逐步被“大藏区高度自治”等代替。

　　在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位于达兰萨拉的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所谓“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

　　但前英国驻中国公使约翰·约旦早就戳穿了这一谎言。

　　当年在任时，约翰·约旦就西藏问题曾向中国提出许多无理要求。退休后，他在1924年“皇家中亚学会”的会议演说中说：“按我的意见，西藏人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他们要求把打箭炉（康定）和巴塘地区归属于西藏，谁都知道这些地区早已在中国境内。”

　　《西藏日报》的文章称，且不说达赖的无知与狂妄，首先，就达赖的身份而言，他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国的行政区划指手划脚。

　　宗喀巴宗教改革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五世达赖在四世班禅和蒙古王公固始汗的帮助下，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清朝乾隆年间，中央政府为行使国家主权，在加强驻藏大臣权力的同时，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参与管理西藏行政事务，成立了噶厦地方政府。清康熙皇帝又敕封建立了班禅拉章地方政府。至此，达赖、班禅各分其权，互相牵制，分别统领卫藏地方。

　　由此可见，达赖只不过是前藏政教集团的首领，其统治范围充其量只有今天的拉萨和山南地区。他连西部的阿里、班禅管辖的后藏都管不了，更不要说插手其他藏区的政教事务了。

　　而宗教方面，苯教以及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也都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不归其节制。

　　也难怪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近日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说，达赖提出来要搞“大藏区”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独立”，渐进式“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