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