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19日作客人民网谈“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疏运工作时就有关言论做出回应，部分谈话如下：

　　郭锡龄先生有关“炮轰”铁道部的报道，我在广东某家报纸、某些网站尤其是在境外媒体上都看到过，影响不小。铁路欢迎社会各界的批评和监督。我们当然也欢迎郭副主席对铁路提出批评意见。如果郭副主席对铁路的指责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作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请辞。因为，我对他说的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这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应有的状态。但事实上，郭副主席说的一些情况，让我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因为这些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

　　郭副主席说：“铁路因为断电，只能去找内燃机，最后在新疆找到，但是会开车的人都下岗了，只好再花时间把他们请回来，找到人之后，又找不到可以用的5号柴油。”“这些事情铁道部都没有公布。”我作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到调度指挥中心了解当天的救灾情况，及时进行信息发布，从来就没听说过铁道部从长江以北调过任何一台内燃机车到广州地区参与救灾。从新疆调内燃机车到广州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新疆到广州铁路里程达6000多公里，把内燃机车开过去，至少要7到10天，何况当时正处于线路非常拥堵的特殊情况下。也就是说等新疆的机车赶到了，广州的抗灾斗争恐怕早就已结束，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不知道郭副主席是通过什么高明的方法把新疆的内燃机车一下子调到广州的。

　　事实是，京广铁路南段供电中断后，铁路部门迅速采取内燃机车摆渡的方式恢复京广铁路运行秩序，广铁集团抽调了411台参加摆渡，铁道部又紧急从与广铁相邻的南宁、武汉铁路局调集了146台内燃机车进行支援，共计有557台内燃机车担当摆渡任务；在摆渡运输中，所有值乘任务全部由广铁集团具有内燃机车司机资格的乘务员来承担，没有一名返聘、借用和下岗人员。至于郭副主席说铁路使用内燃机车找不到5号柴油。据我了解，铁路内燃机车一直以来均使用0号柴油，从来就没有用过5号柴油。节前，广铁集团在保证正常用油的基础上，在韶关油库库存了500吨、在衡阳及衡阳北油库库存了1400吨、在株洲油库库存了1500吨柴油作为应急用油。从1月28日到2月9日，广铁集团为摆渡机车及各车站发电车共提供4326吨柴油，从未发生一起因柴油供应不上而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

　　再比如，郭副主席说：“当时衡阳和株洲已完全停电，幷且不知道何时修复电路，铁路部门在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几天开不了车的情况下，还在售票。”事实是，广铁集团春运售票是按照预售期提前10天售票的，在元月25日，广州站就已经售完了2月3日以前的票。在冰雪灾害发生后，元月26日、27日，广铁集团全面停止了广州地区车站窗口、集中售票点、代售点和电话订票系统的售票工作，只保留了广州东到深圳间的城际公交化动车组和广九直通车的售票工作。整个广东地区的售票工作是经请示广东省委省政府后，于2月5日才开始恢复的，而且只发售2 月7日也就是大年初一以后的车票。

　　又比如，郭副主席说：“本来农民工到火车站上不了车就回去了，可铁道部一声恢复运力，害得农民工又涌到广州火车站。”事实是，前一段时间京广南段的运输能力情况，铁路方面每日甚至是每隔几个小时就向广州市春运办作了及时通报，铁路部门在尽全力迅速恢复运输能力和秩序的同时，也与广州市政府一道通过多种多样的途经发布相关信息，引导旅客不要盲目向车站集中，地方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为旅客留在当地过年创造条件。

　　这些情况郭副主席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就要问一声，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幷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他的这些信息又是来自何处？网友们有兴趣可以去采访一下郭副主席。

　　我想告诉网友们的是，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总之，我认为，这次抗灾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广州地区滞留的350万旅客的成功疏运，是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一次壮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其中凝聚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铁路干部职工，广大广州市民，还有曾经滞留在那里的广大旅客的心血和汗水，我们理应倍加珍惜。(www.topyl.com)

 网评：副主席的牢骚与铁老大的脾气

    近日，有两条消息比较让人关注：先是在这几天召开的广州政协会议上，有该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前广州市财政局长）居然在小组会议上公开批评铁道部对雪灾应对不力，称“铁道部的人要撤职！”引起外界舆论强烈反应。本来，在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政协委员的角色，有点类似于“民意代表”的意味。既然是“民代”，那么针对执政当局尤其是各部门的行政疏漏失责提出质询，本来也应该是题中之义，然而，郭以“政协副主席”身份之尊，对雪灾中铁道部门的表现稍稍发发牢骚（似非正式提案），依然引起若大的舆论波，被外界不断放大成一则重大“新闻”，无疑也折射出目前中国的“民代政治”（如果说政协算得上是一种模拟“民代政治”的话）的一些实际状态。

　　开会本来就是交流不同的意见，就某些事项达成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争论与吵闹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和谐会议”总占主流，会议中有不同的声音，或者直接批评的声音，反而成为一种异常现象。这种直接的批评往往马上会遭到反击，上次乐之曾经提及的广东两会上因为有代表批评司法系统而最后被迫出场即是一个显例。此次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没有批评本市官员而对铁道部发牢骚，从潜规则来说，似乎有“犯上”的味道，自然被批评者会有一定的反击。　

　　果不其然，针对郭锡龄的批评，今天铁老大立即发了脾气，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对郭的批评一一驳斥，说自己“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并称郭的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他在依靠垄断信息源列举了郭氏发言中一些所谓的“硬伤”之后，话锋一转，反过来质问郭：“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含有从道德层面打击郭的意思：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们！然后，王又很策略性地，将郭与广州市三套班子作切割，称“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这一招当然很是厉害，既表示铁道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得到广州市当局的广泛认可，也暗示郭如此卤莽发言，敢直接批评本部，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最后，这位发言人最后又给郭扣上一顶“不珍惜”抗灾胜利“壮举”的大帽子，无疑是在“政治正确”这一“原则”上狠狠将了郭一军（《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回应广州政协副主席“炮轰”》，2008年2月19日凤凰网新闻）。

　　看了这位铁老大发言人的话，真是让人不知今日吾等所处究竟为何世？！如果政协委员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民代”的话，那么，首先就要尊重民代的发言权(包括说错话的权利)，不得用对其施加“道德压力”、“行政压力”甚或将其发言“政治罪名化”，否则谁还敢在会场上讲一些真心话？！谁还敢对权力部门说一些批评话？！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至今，“民代政治”或者也可说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进步，本国之所以设立人大制度又设立政协制度，从理想层面来看，无疑是想通过这些“代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而，从基层民众动不动就用极其激烈的方式来抗议行政不公，似乎显示上述制度设计的成绩并不是太明显。在这种氛围中，郭锡龄的批评性发言才会引起外界关注。然而，“雪灾”中表现不能令人满意的铁道部门（铁道部门究竟在此次雪灾中是不是有失责，其表现究竟如何，不妨做个民意调查就一清二楚了），在事后不但无人承担责任，反而对来自体制渠道的一点点的批评意见都无法忍受，足以显现其为了维护垄断部门利益已经无所顾及了。

　　“民代政治”，在中国如果要算起来也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了。1938年国民参政会会议规则上曾经明明白白写着代表在会场内得自由发言，不受会外任何干涉。今天中国许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也写明“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这实际上是文明国家的通行办法，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及“不受逮捕权”有具体的规定。因为发言自由是“民代”的基本权利，没有自由意志的发言，就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所以，铁道部发言人，说什么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的发言不代表广州官方意见，甚至用道德、政治的帽子试图将其言论罪名化，真的是是非常可笑无知的。然而，为什么他就能讲出这种话呢？！我们从这种论调的背后又能看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潜规则”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