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奥运政治化”应抓噪音源头

　　——专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面对各种噪音，我们有必要阐明自己的原则，也有必要直接对话噪音制造者

　　面对境外各种势力借北京奥运兴风作浪，中国该如何应对？作为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英国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骚扰，这也激发了他对“去奥运政治化”的思考。就此问题，2月16日他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越洋电话专访。

　　西方不确定感的一次集中爆发

　　《国际先驱导报》：北京奥运会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强劲的政治化风浪？

　　郑永年：奥运会被政治化是预期之中的，没有什么必要感到惊讶。从中国申办奥运会时，奥运会就开始被政治化。在中国之前，奥运会也是经常被政治化的。除非奥运会在西方举办或者西方认同的所谓民主国家举办，否则，奥运会被政治化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把奥运会政治化，是西方对中国不确定感的一种集中体现。在这个背后，西方至少是西方的一部分人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国内的政治变革，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为是正确的道路。

　　在把奥运会政治化方面，西方社会目前处于全面动员状态。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自然有动员者与被动员者。动员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本来对中国就不那么友好的人士，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希望中国进步尤其是政治上的进步”、但过于天真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来快速改变中国的人士。而被动员的对象可以说涵盖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只要有些名气、能够发挥一些社会影响力的人士都可以包括在内。很遗憾的是，西方各国参加这次运动会的运动员更是首当其冲。现在离奥运会不到半年，在西方各国，奥运会的政治味道已经非常浓厚。对少数运动员来说，从事“奥运政治”比奥运体育更能使他们成名。

　　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理会

　　《国际先驱导报》：随着8月份奥运开幕临近，还有哪些议题可能被政治化炒作？

　　郑永年：可以确定，从现在到奥运会结束，西方社会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奥运政治化风浪。政治化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内政外交。内部的民主、人权、环保、宗教、民族、劳工等所有问题，都会和奥运会结合起来。在外交上，亚洲的缅甸和非洲苏丹的达尔富尔仍然是重点。

　　实际上，如果西方一些人要刻意把奥运会政治化，除了这些可以预期得到的事情外，他们可以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大做文章，甚至无中生有。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五花八门试图将北京奥运与政治相联系的批评，中国如何应对？

　　郑永年：中国当然要回应批评。中国一方面要接受善意的批评，努力把奥运会办好。但是对那些毫无理由的批评甚至攻击，只要指出真相就可以了。对很多人来说，他们需要在挑战中国过程中获得利益。因为闹大了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引起重视、为自身筹款方便一些。如果中国政府真把他们当成目标了，那就成就了他们的“目标”。中国可以沉着应对。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要理会。

　　对西方“讲原则”要讲方式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那些有必要回应的问题，如何回应？

　　郑永年：只在原则性问题上进行回应即可。

　　中国需要从大原则上来反击西方的虚伪性。中国在国际社会做了那么多事情，西方在干什么？西方的虚伪在于，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做一件像样的事情，还要指手画脚地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意志办事，要求中国像西方那样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干预。

　　比如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正在寻找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途径来改善那边的情况，而不是简单重复西方惯用的已经被证明无效的方式，比如经济制裁、武力干预等等。西方幷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努力和其中包含着的道理。中国应该告诉世界，我们尊重人类共同价值，但达到这些价值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要用西方的方式。

　　《国际先驱导报》：“讲原则”，西方能听进去吗？

　　郑永年：没有必要什么都由中国政府去回应。现在西方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政府就回应不过来。有些可以由奥组委出面回应，有些可以交给媒体去做。《人民日报》1月份曾刊登一篇《奥运是架桥不是筑墙》的文章，我注意到英国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我们甚至可以借鉴当年中苏论战的经验，组织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连续发表，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讨论。

　　另外，利用商业手段(如在外国媒体刊登广告)也是一种手段。还可以请各种批评中国的人到中国来看看，多作一些了解以后再让他们说话，也是一种手段。

　　工作要从“噪音”源头抓起

　　《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责难，中国政府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和所谓“拯救达尔富尔联盟”有关人士曾经进行过直接对话。中国是不是应该多做这种尝试？

　　郑永年：对，如有必要，应尝试与批评中国的人进行对话。西方很多人还是不了解中国，应该主动和他们对话，不要回避。

　　那些给奥运捣乱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那么猖狂？他们就是利用了那些政客、民间人士不了解情况。比如在英国，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了游说，就采取组织研讨会的方式，中国也可以在有关国家借助研讨会这种形式，把持正反意见、以及看法模糊的人都邀请过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为自己创造一个动员那些支持北京奥运的力量的机会。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那些参与“政治化”的外国运动员和社会名人，中国应如何对待？

　　郑永年：要区别对待，因为一部分确实是对中国不怀好意，还有一部分不是这样。像斯皮尔伯格这些人，和中国本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之所以这样做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有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身后还有很多人在怂恿。没有必要把这部分人当作“敌人”。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把他当成敌人，他没准就真成敌人了。反过来，中国处理得好的话，更显示出大国气度与风范。如果他们想来北京奥运，也用不着把他们“拒之门外”，这是一个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