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机出故障，取1000元卡里才扣1元（人民币，下同）！一见有此好事，小许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立即找来朋友小郭“共富贵”。随后，小郭和小许分别从中提取了1.8万元和17.5万元后各自潜逃。事发后，小郭主动自首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潜逃一年被抓获的小许日前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同为盗取，为何法院判决如此悬殊？小许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已向省高院提出上诉。

　　账户里170元取走17.5万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此，许霆的辩护律师表示异议，他表示ATM机出错就是银行的错，另外，银行有足够时间追回款项，只是因为周末而错过，因此可以将这17.5万元视之为“遗忘物”，许霆的离开行为仅构成侵占罪。

　　171次恶意提款获重判

　　同为利用ATM机漏洞盗取，为何两人判刑如此悬殊呢？广州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钟闻东表示，在该案中虽然看似法院量刑过重，但其实仍在法定范围内。钟闻东表示，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盗窃，明知其银行卡内只有170多元，但在发现银行系统出错时即产生恶意占有的故意，并分171次恶意取款17.5万元而非法占有，得手后潜逃并将赃款挥霍花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同时，虽然郭安山是与他一同盗窃，但二人并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只是采取相同犯罪手法各自实施，最后得款也是根据各自卡内各自提取所得，因此二人并不构成共同犯罪，仅以各自取款数来计算盗窃金额。而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相关规定，同案人郭安山个人盗窃金额数额不大且全部退赃，同时主动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与许犯案经过等，因此获得从轻处理并无不妥。

　　柜员机视为金融机构太严苛？

　　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而我国刑法对此相应的规定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而在本案中，许霆不仅将巨款挥霍一空，还私自潜逃直至被抓获，并无任何可获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因此，法院适用了规定的最高刑并无不妥，仍在法定范围内。

　　那么，盗取ATM机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呢？不少市民认为把ATM机视为金融机构太过严苛，“那岂不是满大街都是金融机构了！”对此，钟闻东认为，从财产所有方面来讲，ATM机也应视为金融机构。因为ATM机内的现金也是来源于金融机构，其财产的所有权属于金融机构，其可以看做金融机构财产的延伸。同时ATM机为金融机构所有和管理，当然是金融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评论

　　罚应当其罪，无期徒刑对于一个因意外发现了ATM的漏洞而被引诱犯错的公民来说，偏重了。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在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的许霆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他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里却只被扣了1元。许霆心头一阵狂喜，先后以同样手法在这台“秀逗”了的ATM上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 。一年后，许霆被抓获归案，近日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个案成了最受网友关注的新闻，绝大多数网友对ATM出错而引发的“盗窃”案竟获如此重判感到不解。但许霆之被重判，在不少法律人看来，是在法定幅度之内。果真如此吗？是否存在司法对立法的误读？不妨一起来看一看这起充满了争议的案件。

　　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许霆被判无期的法律依据在于，其一，法院认定许霆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根据最高法院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其二，法院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法院认定ATM机为金融机构)，而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仅有两档刑期，无期或死刑。

　　但问题正在于：许霆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进而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的关键在于，被告人的犯意产生在发现ATM存在故障之后。如果ATM能正常工作，则许霆也不可能去“盗窃”ATM这个“金融机构”。用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理论来分析，ATM的失常诱使了一个正常的公民临时产生了犯罪意图，而不是让一个本来就有犯罪意图的嫌疑人，在犯罪机会来临时充分暴露了其犯罪意图。如果是后者，抓之不冤，如果是前者，其实只是对人性的一次道德考查———不妨请每位读者对号入座，看看有多大比例会临时起意去贪图那因机器故障而带来的一笔横财。

　　我相信读者中一定有道德君子，不但不会见财起意，还会主动通知银行方面及时修复机器故障。我也相信一定会有数目不少的正常公民，会在银行的错误面前动了贪念，将诚信抛到了脑后来以身试错。刑事侦查中“诱导型”的“警察圈套”在许多国家被绝对禁止，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将被诱导犯罪而产生的危害结果全都加之于经不起诱导的取款人。如果说类似的取款行为构成盗窃犯罪的话，那么造成ATM故障的责任人就可以被当作“事先无通谋的共犯”。因为没有这位“同案犯”的帮助，取款人又如何能盗窃ATM这个“金融机构”呢!

　　我不愿就这起已决案对法院的判决进行“对”与“错”的评判，只是想提请立法者和司法官们注意，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石。罚应当其罪，无期徒刑对于一个因意外发现了ATM的漏洞而被引诱犯错的公民来说，偏重了。在“宽严相济”已成司法的主题词时，不期而至的许霆案怎样体现司法和谐，又如何保证刑罚应有的效果，值得深思。 　□王琳（海南 学者）

　　（编辑：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