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蓝图，让蒋经国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也就是此时，各种各样的不满、猜忌、怀疑之音也纷纷涌现。

　　一次，蒋经国和上犹县长王继春出去视察，无意中听到几个挑夫坐在一起议论，“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装电话，修马

　　如果说，底层民众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话，那么反对革新的党内保守派别对蒋经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的作风，被描述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交易公店被是认为“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整个建设新赣南的努力，则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共产党。”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他。

　　偃旗息鼓

　　指责蒋经国是共产党，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国民党内部，蒋经国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1938年3月29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蒋介石断言:“我们的党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在全国党代表的面前公开指责整个“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至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不仅如此，各级党部“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党员们则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这个刚刚改组19年，获得政权10年的政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蒋经国面对的，显然不是个别的舆论风暴，而是这样一个陷入泥淖的政党。自他归国之时，就一心想凭借自己个人的不懈努力来改变这些。他尽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朴素的状态，以摆脱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要员的一般印象。他创办各种干部培训班，以训练符合自己要求的组织者。他近乎苛刻的让自己和下属都保持经济上的廉洁。他努力想通过工业、农业的建设成绩，来为自己改造赣南，改造整个环境来换取时间。

　　但这些努力，依然没有能够逃脱环境对他的束缚。1943年12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重庆政府新的任命书到达了赣南，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尽管仍然兼任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但这一任命显然是为了调离而做的准备。

    果然，随后不久，蒋经国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赣南的任职，成为了真正的兼职。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在进城前一刻，蒋经国乘机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新赣南”建设数年间所积累的成就，随之付诸东流。

　　“翻版”赣南

　　1949年1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父亲隐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此时，共产党胜利在望，并在这一天接管了北平。

　　在日记中，蒋经国没有说新制度和旧制度到底是什么。30多年后，伊利诺大学教授历史系教授易劳逸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国民党人从未创造出一个感受到民众需求的，能够实行他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

　　事实上，从1928年国民党初建政权开始，党内的改革势力就一直试图努力修复这个政党的制度和政策漏洞。但是一元独裁的领导模式、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府、军队强权的构架，压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23年后，也就是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在随后举行的首次院会上，蒋经国用“今天愿意用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力。”的话作为开场白。由于蒋介石的健康原因，蒋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台湾的“一把手”，再也没有赣南施政时期的左右掣肘之感。

　　此时的蒋经国，历经了“赣南新政”的流产，“上海打虎”的失败，初到台湾的困窘，已经在政坛上沉浮了30多年，早已不是当年刚刚归国时，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热血青年，而是历经磨砺，处事沉稳的政治人物。

　　但这一番开场白，还是能让人回想起赣南时期的蓬勃岁月。不仅仅是开场白，在紧接下来的施政措施中，蒋经国惩治公务员贪腐，指示加速农村建设，减轻农民负担，推行以交通运输为主干的“十大建设”，都让联想起“赣南新政”。而此前，国民党已经在台湾按照“赣南模式”推行了土地改革。

　　1988年，蒋经国去世，去世前，他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而这是他在“赣南新政”中所没有的内容。

　　（编辑：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