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以后，笔者先后参加了许多外国艺术团体的访华演出接待工作，并三次为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谈话做记录。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文革中的总理身心疲惫，而以“文艺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霸气十足。

我于1964年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对外文委，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机要秘书。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临时抽调到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日本齿轮座话剧团和叙利亚民间艺术团的访华演出接待工作，并有幸三次为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谈话做记录。

与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近距离接触，而且要真实地、一字不漏地记录下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对于一个来自大西北边远山区农村、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既兴奋又惶恐，尤其是我没有学过速记法，唯恐笔头跟不上，漏掉话句内容。

那时没有电脑，也不许录音，全靠手笔记。每次做记录都很紧张，思想高度集中，专心致志，头不抬手不停地“龙蛇大草”，兼用自己独创的“简略法”，如文化大革命写成“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等，还用一些只有自己才能看明白的拼音、符号之类代替文字。好在与外宾谈话有个双向翻译的过程，留给记录者一些喘息和补记的时间。

当时中央领导人与外宾谈话记录稿，一般都要求于次日打印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因此每次接见结束，立即趁热打铁，与翻译人员对照笔记，及时处理。此时留在脑海里的记忆犹新，这又给补充、修改、完善记录稿提供了一次机会，从而能较圆满地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话做记录的光荣任务。

文革运动中周总理身心疲惫

不仅与外宾正式谈话时要做记录，观看演出过程中我也坐在总理身后观看倾听，记录总理的言谈举止。我在1967年8月26日和12月17日两则日记中，记录了周总理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当时正处在文革高潮中，我感到总理身心疲惫：

“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又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据说刚结束了另一场活动，连饭都没有吃就来看演出了，从晚九点到十二点！看得出总理很劳累，好几场戏他都在打盹，但又尽力挣扎着，强打精神睁开眼坚持着看。正在观看中，他的秘书赵茂峰进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他戴上花镜，看了看，说了句：‘我看可以’便把纸条交给了秘书，算是办完了一件公事，又看戏了。中间休息时，在剧场右侧大厅接见，我坐在总理后面记录。因他的声音小，而且有点沙哑，所以有些话没有听清楚。总理苍老多了（观看日本团演出时）！”

“总理明显瘦了！他谈话很得体，又很幽默。李富春未发言。很幸运，我做记录，而且随他们一道看戏，和翻译人员坐在他们身后离得很近，仔细倾听观察，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似乎都记录下来了。更荣幸的是，总理早到20分钟，在休息室里与我们十多位工作人员谈对外文委运动情况，楚图南、周一萍及副外长姬鹏飞这些大当权派默不做声，就是我们几个一般干部无拘无束地发言。我向总理汇报对外文委及中演公司运动情况，提到两派对陈毅、陈忠经、临权会、批判十七年等问题的不同观点，总理听后看着我笑了笑说：‘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不能表态，否则你们又用大字报贴出去了’。总理还说‘文委联合不起来，你们中演公司两派可以先联合起来嘛！’遗憾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谈完，叙驻华大使夫妇已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观看叙利亚团演出时）。

为此事我还惹来一张 “宋天仪封锁周总理讲话精神该当何罪”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给我贴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其实我当时毫无传达总理讲话的意识，觉得自己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群众组织头头，在场的人很多，还有文委副主任楚图南、周一萍，要传达也轮不到我，只是第二天在本派群众中随便吹吹风，不料引起对立面的强烈质疑。今天来看，动不动贴大字报不对，但人家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应该借总理讲话的东风及时做促进大联合的工作。

6年后的1973年1月，经对外友协报请外交部批准，决定派我随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任秘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三年后第一批派遣的杂技艺术团之一，被称为“杂技外交”，中央很重视。

1月15日晚周恩来总理及江青（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李德生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审查武汉杂技团出访节目，边看边作指示，演出结束后接见全团并讲话，我再次跟随做记录。在整个审查演出过程中，周总理讲话较少，好像很劳累，不像以往那样神采奕奕。江青倒很精神，她的话最多，喧宾夺主，不把周总理放在眼里。她大概自认为自己是演员出身，内行，如今又是“文艺革命旗手”，当仁不让。其实大家都觉得她有点过分了，只是不敢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