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初春的路泥泞不堪。太阳的直射下，地气蒸腾，庄稼人的春天又开始了。

　　她个儿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紫红色的。自己做的黑条绒布鞋。整齐、利落。已被同化得满口侉子腔，难寻几句软调的吴越乡音。

　　到新疆一年多后，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结婚了。那天的每个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浇水班的小伙子们腾出的地窝子，墙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墙上贴满了连队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画，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人亲。没有红蜡烛，挂着一盏连队的大汽灯。土坯垒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桌子，还有红柳绑扎的一张结结实实的大床。新房没有门，只挂着一条厚厚的棉门帘。新房里最贵重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那个年月，结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连的人都来了，闹新房，满地里嚷嚷，今黑里海山和菊英配对呀！欢喜得不得了。房子里闹不够，又在地窝子前边的场子上堆了几个大雪人，还一个雪人贴一个红纸剪的“囍”字。

　　她不是那么乐意找老李，新郎倌38岁了，她才只有22岁。她也怕人再提过去的那些事，想一个人清静一辈子。缘分是连队食堂打饭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长，每次轮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里的瘦肉就多几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脸红，不敢抬头。这种心思，最惹人眼厂，老李没抖几次，“抖三抖”就叫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后叫成了“三抖”。见面就开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后去打饭。哄哄得像真有这事一样，指导员正儿八经地谈话，夸老李，讲大道理。连长也连哄带劝地做工作。连长老婆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老李除了年龄大几岁，再没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龄大点怕啥呀，年龄大知道疼人，连长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嘴。

　　她就想着老李的眼神，只有心里有了你，才有这种眼神呀！老李也是个苦命人，14岁就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伙夫，到共产党的部队还做饭，苦命人才护着苦命人。她给连长老婆说“谈谈看”的第二天，指导员就让人打好了结婚报告，就签字批准，就让浇水排一个班的小伙子腾房子，就闹新房，就有了儿女。她和老李有两儿两女，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也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了，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认识了她的长子新川。新川在农场一个连队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脸型像父亲，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大、亮。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只在张嘴笑时，就露出了这个农场特有的氟斑牙。农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敏感我的来意，却和母亲一样敞亮地接近我。我从新川的眼神里也读到了母亲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谈论自己的父母时，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难找到准确的概括性语汇，只有和母亲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里，那些时时所现的细节和清晰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