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