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表兄寄来一张照片。在这张三代人的合影中，有两人对我的青少年影响重大。

　　　　一 将军

　　相片上后排站立的是郑为元将军，他曾任驻美国和驻意大利的武官、台湾警备司令、国防部长。前两年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他英武儒雅的相片。

　　人说三岁看到老，郑为元出生便不一般：那日乌云蔽空，风雨交加，雷鸣电闪。合肥城里的人们从未听过腊月雷声，不知这大冬天里挟雷电而来的麟儿是何方神仙。算命先生讲，这是贵人天象、日后定会出将入相，但三岁之内在劫难逃，唯嫡亲姑姑照看方能化解。孩子母亲说，别信这游方的瞎子，哪有亲娘不能带自己孩子的道理。老人却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硬将襁褓中的长子长孙交给十五岁的小姑照应。孩子的母亲一怒之下，重托小姑，剪发放足、东渡扶桑。

　　接下看护婴儿重任的小姑名叫郑志华，温文尔雅，端庄贤淑。算命先生说了重话，哪敢有半点忽闪，遂放下诗书针黹，一门儿心思扑在侄儿身上。待侄儿太平地过了四岁生日，他母亲学成归国之后才出聘。

　　要是童话，漂亮的姑娘一出嫁就没戏了。现实生活却没完没了，结婚就会有后代。郑志华也有了众多儿孙，其中一个孙子就是我。也就是说，郑将军是我的表伯。

　　表伯刻苦好学，夏夜蚊叮虫咬，就把双脚泡在水罐里念书。少年时就形容伟岸，仪表堂堂，更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气。先进黄埔攻读，后赴意大利深造，表伯通德语、谙意文，学贯中西、精娴武略，部属爱戴、层峰倚重。抗战之时，效命行伍、协和友军、运筹帷幄、治军教战都尽勋劳而建奇功。

　　1948年底，抗战胜利后的国军在内战中溃不成军。一个阴霾的傍晚，官拜军团参谋长、淞沪警备司令的表伯轻装简从进城和我祖父、祖母话别。彻夜促膝长谈，黎明挥泪而别。此后几十年，将军足迹遍天下，却再没有踏上中国大陆。

　　姑妈戴礼娴于1974年出境，曾多次去台湾探望表伯。五年后年她回北京，统战部副部长在颐和园听鹂馆亲自设宴、为她洗尘。应邀的还有将军的弟弟、我的表叔郑为乾，一个和长兄走着完全不同道路的学者。祖母却说什么也不去，这让姑妈生气："老太太怎么这么想不开？多少人家连这顿饭还吃不上呢。"

　　席间副部长说："今天我敬大家一杯，过去二三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让在座的诸位受了委屈。希望大家不计前嫌，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上面有精神，要为你们落实政策、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郑工你带个头儿。"看着郑工踌躇，大伙儿都以为他想着汽车楼房，儿女留洋，张不开口呢；没想到他迟疑了半天却说："我上班挤不上公共汽车，最好组织能分配给我一张自行车票。" 大桥高工、留苏高知、学运领袖、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彼岸国防部长的胞弟，运足了丹田气，要的是一张买自行车的票。

　　饭后，副部长去看望祖母，他说："老人家，往后协和医院的大夫会定期来看您。以前照顾不周，多包涵"祖母笑了笑: "照顾的可不少哩，就连老身的孙男孙女也没有一个照顾不到的。""那会儿的事儿就别提啦，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老太太，您想不想郑为元将军？""怎么不想？自己拉扯大的孩子。""那您就讲两句话，让他回来看您。"祖母说："我年纪大，口齿不清，能讲什么呢？"等他们走后，祖母说：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我要说这话，他们会广播吗?

　　1984年我到纽约后不久，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互报了身份后，我问，有什么话要转达给我姑妈的吗？那女士显然离开了话筒，说："爸，表姑不在，要不要跟圣时讲话？"接着就听到表伯沙哑苍劲的声音，他问我家中诸人的近况，浓厚的乡音让我倍感亲切。功彪史册的抗日英雄，身在那边几杆子打不着的亲戚，让我们这边百十口子遍尝艰辛。满肚子的话不知怎么讲，我说："表伯，我去看您。"他说："就要回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了。你从纽约到这儿来，恐怕赶不上了，后会有期。"

　　1986年初，我收到表伯辗转寄来的两千美金，据说那是他当年欠我祖母的一笔款项，要我代收。当时正值毕业前夕，学习紧张，存款见底，那钱救了燃眉之急。

　　1992 年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台湾代表队的领队仍是表伯。在彼定居的妹妹戴达找到了他，并和他一起在饭店吃咖啡。临别时，戴达问："表伯，下一届的奥运会在哪儿？我去看您。" 谈笑风生、有问必答的老人没接话茬 -- 他自知1996年亚特兰大的奥运是非常遥远，无从预期的盛会了。

　　二 祖父

　　中排的长者是我祖父戴紫元，字尚勋，大排行老七，人称七爷。

　　日本投降后，江淮地区经济迅速恢复，世交杨四爷好说歹说把祖父拖进安徽蚌埠面粉厂。进厂后，祖父立即着手增产扩建，很有番作为。解放后，股东们纷纷撤股自保，营作本已艰难，恰值此时，租来的江轮遇难沉没，保险公司资金冻结，更是雪上加霜。重诺守信的祖父为了面粉厂的运作，先售出上海的公司，然后去台北变卖地产。他风尘仆仆途经香港，与在彼度假的表伯阖家相聚，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回到上海后接着卖，最后一幢长乐路上的房子卖掉后，我们那个大家就散了，父亲带着我们北上天津。1961年曾祖母九十初度，祖父问她如何做寿，她说，你把圣时叫来就成，于是我去了蚌埠。老眼昏花的曾祖母打量着我说："还是那个愣头小子。十个月学步，摔倒了不哭，站起来还跑。我跟你爷爷说啦，这孩子行，能闯"。

　　曾祖母卧室里有个阁楼，上面有口用幔子遮着的楠木棺材。我小时候见过，那会儿停放在上海勒菲德路寓所的汽车间里，我常躲到它后面藏猫。这时才意识到它原来是个装殓人的匣子。老太太这么健康，哪能就备起后事来了？祖父说：他母亲二十三岁守寡，他要做一切能做的事让母亲安生。我后来才懂得，曾祖母与那将驮载她去彼岸的香车宝船朝夕为伴，一定更加惜福惜时，看淡红尘，看重生命。

　　转天我跟祖父去面粉厂扛回来一口袋麸皮，那是对他这个车间主任的特殊照顾，祖父为此非常得意。晚饭时他和曾祖母半天都没动筷子，一起看着我吃，悠长的目光让人现在想起来也要心酸。刚吃了半饱，麸子面馒头已经下去大半。我想还是曾祖母心中有数，为自己的大寿只提了那么个小小的要求，再多一个人也请不起呀。

　　祖父十四岁学生意，从学徒到老板，在上海三四十年间当老板开公司、当议员办公益、当票友唱大戏。为人豪爽豁达、乐善好施，沪地徽人都知道，七爷家的大门总是开着的。

　　关于祖父有这么两件事：

　　老金先生是祖父的朋友，英年重病。他在病榻上，拉着祖父的手说，怎么办呀，还有一大家子；祖父说这一大家子他包了。一诺千金，祖父处处呵护小金，后更赞助他赴美留学。金毕业后在外交部任职，曾任驻美大使三秘；晚年定居纽约。听说我到了美国，便请我吃饭，亲戚、故旧作陪。席间他说了句"七爷人好啊"，满座唏嘘。

　　文革闹得最邪乎的那些日子，有个中年人在僻静的街角追上祖父，压低嗓音叫了声："七爷"。祖父一惊，什么时候啦，谁还这样不知死活？回头看去，只觉得面善，却记不得在哪里见过。那人道："我叫高铭，早年在七爷的轧花厂做工，抗战时去了延安，一直在北方，才调到蚌埠。听说红卫兵抄了家，老太太好吧，日子还得过？"

　　祖父叹气道："人到还好，抄家具也罢了，但抄了老太太的材······"

　　话没说完，高铭已是潸然泪下："谁不知道七爷至孝，几十年前就为老母安排后事？谁不知道老太太慈善，出资建桥修路，菩萨般的好人，把老人家的材也抄了，太过分了。"

　　在那同室操戈、人性泯灭的岁月里，来自早年工友的同情，让祖父感慨万分。

　　两个月后的一个深秋寒夜，沉重的敲门声把祖父惊醒，战战兢兢打开门。只见一个中年人立在门口，他打了个招呼，便转身朝停在门口的卡车走去。接着，和车上几个精壮汉子一起，不声不响地抬下口棺材。在隐蔽处安放好之后，他走到祖父跟前说："七爷，高主任让我捎话：楠木找不到，您看这樟木可好？"

　　解放后祖父在蚌埠，色彩缤纷的生活黯淡无光，多维空间缩成了通向末路的直线，而惨淡经营的面粉厂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一打三反时，军代表启发诱导，亲戚本家诬陷栽赃，祖父竟成了纵火者，说是他1962年放火把面粉厂烧得精光。没有法律程序，没有公审判决，古稀老人就被关了起来。那年头儿，冤案只有找人帮忙，能找的都找遍了，没一个管用的。何不去找杨四爷呢？他是省政协委员，杨振宁的叔公，而且就是他把祖父拉进面粉厂的，应当能出面说句公道话吧。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他听到这冤枉只是摇头。四爷虽有自顾不暇的难处，却也非施恩图报的世俗，他是否帮了忙，帮了多少忙就不得而知了。又过了些辰光，祖父才被糊里糊涂地放了出来。

　　1978年母亲和回国奔丧的姑妈在上海锦江饭店早餐，正好杨振宁博士也在那儿。得知邻座竟是故人，杨先生说："原来是戴家姑嫂。听说，七爷不在了。"

　　三

　　德国古典文学家莱辛出身贫困、求学艰难、连一个早产儿也没保住，他在万分沮丧之中给友人写信：我太太生了个绝顶聪明的儿子，到这世上刚两分钟就什么都懂了。于是，他回去了。

　　前排席地而坐的我，看上去没有一点儿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故，到人世那几年真白过了。

　　那年回沪后，祖父逢人便讲这孙子在外面落落大方，招人喜爱。众人听了，打着哈哈敷衍；祖母却上了心，特地从合肥城请来当年给表伯算命、彼时已名动江淮的瞎子为我算卦。通灵异人将我的生辰八字要去盘算了半天，说："要生在穷贫人家，当是栋梁材"，"生在我家就没出息了吗？"任凭祖母盘问，算命先生却再也不开口了。以他的先知先觉，不会不知道厄运们早就排成长队在前方死死地等着我，只是面对无辜的祖孙不忍直言罢了。这大概就是时下为人称赞的"职业道德"吧。

　　第一次觉得不对劲儿是1959年小学毕业，赶上了反右倾，批彭德怀。老师对我说，你先回家吧。全班同学都在教室里填表，我到底招谁惹谁啦，表也不让填？后来才听说，家庭有问题，不光出身不好，还有个亲戚在台湾当大官。我回家问祖母，她支支吾吾地没说什么，只给我煎了个荷包蛋。当时物资已经紧张，那个鸡蛋还是从柜子底下摸出来的。那年初中，我上了天津最糟的中学："穷"志达。

　　1962年千里无鸡鸣、户户断炊烟，陈毅代表党中央在广州脱帽道歉。政策宽松，我考上天津最好的中学："阔"耀华，这个曾出过美国蒙特利尔公园市市长李宛若，出过蒋大为、郑绪岚、刘欢等闻人的名校。

　　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多年库存的冻肉三毛钱一斤，沿街上叫卖。便宜肉没吃几天，北戴河那边传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来知道那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已被内定为走资派，斗争重点了。政策一下子紧了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最高层斗争，最底层的小鱼小虾就要回锅再次煎熬？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几成了定局。

　　在新疆农场干了六年，赶上林彪事件。公认的副统帅，规定的接班人怎会一夜间成了野心家、阴谋家了？难道天下最坏的人都藏在党中央？一打三反，面对面、背靠背的互相揭发的手段；挖墙角、扔石头，掺沙子，这些资治通鉴里的招数都不灵了。跳忠子舞的人们也开始忙着走后门了，借着这阵风，阖家鼎力，把我办到冀南乡下。

　　转年听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县城。县委办公室的老李看着满身泥水的我说:

　　"不就是要上学吗？犯得着冒雨来找我吗？"

　　我说："我的事儿不好办。"

　　"有啥了不起？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没杀人放火，保送你上大学。拿一百块钱我去趟路子，等信儿吧"

　　几天后他蹬着自行车到村子里来找我，把我拖到没人处："你的档案把我吓死了。好家伙，你爷爷蹲共产党的班房，你表伯当国民党的部长！谁胆子再大也不敢给你办事。闷头给我在村里呆着，千万别惹事。"说着把一百块钱往我怀里一塞，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李冒着风险把我从新疆办到河北，时刻想着报答；没成想却成了他的隐忧和负担。他把我留在村里，比窝藏杀人犯、纵火犯更危险。想到这儿，我一天也呆不住。可是，又能上哪儿去呢？不久，峰峰煤矿招工，村里的贫下中农没人报名，我找老李商量。他说："你走，我会去块心病；但就为这个下煤坑，那就有点太那个了。"我说："没事儿，干活我不怵，冒险没关系。"于是，没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矿工。这辈子千难万难，数这事顺当。

　　不久收到了祖父来信，我看了多遍，至今记忆犹新。信中写道：虽说煤矿工人千千万，谁个不是人家的子孙；但事情摊到自家头上，寝食难安。早知如此，就是做牛做马，也要为你们挣个好出身。人有贫富愚贤，命有凶吉祸福，然匹夫志不可夺，切莫因艰难困苦而妄自菲薄。我刚出狱，长期不见阳光，体弱力乏；多年单独监禁，几近失语；给我些时辰康复，然后就去看你。

　　下煤坑很危险，年产百万吨的煤矿，每月死一两口子不算回事儿，俗话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嘛。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劳累。每天要在抬不起头、转不得身的狭缝里把十几吨煤撩进刮板运输机，把刮板运输机顶到煤帮，把上百根沉重的金属支柱放到、搬家、再竖起支护顶板，天天累得我拾不起个儿来。 一次当汗水顺着裤脚流进胶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童年读过的故事：美国横贯东西的铁路兴建维艰，穿越洛矶山脉时，不堪重荷的马竟会挣脱绳索，纵身跳下山涧。看到这儿时，我把书合上，放在膝头，双手托腮坐在那儿发愣：生命最后一刻那匹马在想什么？为什么在劳累和死亡之间抉择了后者？有什么活计那么辛苦？有什么日子那样难捱？这样的故事在孩子心上的刻痕是永久的，从那时起，我再也不和小伙伴们一起淘气扒马车了，看见马车上坡、过桥总要跑上去推一把。都说我当了矿工后，稚子心肠变得铁硬。可能不错，至少，我对马已没有了怜悯。哪怕它累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也不会再去帮忙，最多只让会心的微笑牵动冷漠的嘴角。

　　层出不穷的事故，日复一日的劳作，丢了性命和爬不出来的永远留在地下；有了门路的和缺了肢体的都上了地面，第四个年头上，我便成了掌子面的老工人。有一次临下班时，新工人找我帮忙，看着他头上的张着大嘴的断层，什么也不顾了，硬是抢了机修时间，搭起木架、支护顶板。那"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气势把机修班大班长老吴惹火了，他忿忿地对我说："哼，就你小子能干，干死了也白搭。别忘了你是啥出身。"

　　我默默地收拾了散落的工具，有意走在最后。下班的早一溜烟跑进大巷，上班的慢腾腾也都进了掌子面。我在溜子道停下来，关了头上的矿灯，四下里一片漆黑，周围一片死静。想起老吴的话，只觉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煤窝里。新疆的夜晚再长再冷，煤矿的工作再苦再累，我从未掉过一滴泪，可这会儿，泪水却再也止不住了。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边疆，我为边疆农村已经献出了青春；左翼作家诅咒：有钱人家的子弟要下最深的煤矿，我在掌子面出生入死也有四载。还要再怎么着才算完？还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呢？

　　我们采区宿舍楼后身有个报废的仓库，里面堆满了破铜烂铁。虽说又脏又乱，但听不到高音喇叭、见不到人影，下夜班批林、批孔、批周公之后，我总要钻进去看书。一个秋日，我在仓库里朗读杰克·伦敦的小说，忽听动静，回头看是老吴站在门口，手上拿铁板，多半是块打菜刀或刨刃材料。他显然没想到我在这儿，更吃惊我在念外文，两眼直瞪瞪地看了半晌，扑通一声，手上的铁板掉在地上。

　　我心里七上八下犯嘀咕：老吴这个大班长在矿区很有人脉；人事科，档案室、组织科，党委办，到处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只要说里通外国，就够我吃不了兜着走的。在巷道、在掌子面，见到老吴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心里就打鼓； 听到他那浑厚的笑声，就更找不着北了。

　　提心吊胆过了半月，老吴夫妇带着儿子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老婆把带来的刚出锅的油条递给妻说："别看你老吴哥认不了几个字，最瞧得起文化人儿。成天夸你小戴，说他有学问，还会念外文呢。心眼儿又好，人家老辈儿心眼儿就好。"

　　老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关于祖父的案例，用红笔勾出来的是窝藏现行反革命：1950年镇反时，肥东县解集乡的伪保长包永贵流亡到上海，被戴紫元收留。包永贵在戴家躲了两个月，过了风头才回乡。老包当过两年保长，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但还是被枪毙了。

　　"老吴，这是打哪儿来的？"

　　"找来的。你一个高中生，为啥当不了文书？家里到底有啥问题？前儿个去档案室找小张，他让我看了你的材料。趁他没留神，我把这张给你抽了出来。"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回头看了看门窗："老吴，这怎么可以？"

　　"朋友来投靠，能去举报？老爷子仗义、了不起。就算他一百个不是，那也就是他一个人的错，干啥要当作孙子的黑材料？"

　　往后，老吴的儿子成了常客。小家伙很聪明，数学、物理一点就透。转年恢复高考，他以十五岁的稚龄考上大学。那年，我也以三十岁的高龄被大学录取。

　　采区区长买了些瓜子、水果糖给我开了个欢送会。有人说，要不是老吴蹬着车子满矿区跑，跟管事的大吃八喝，给你帮忙，哪能轮得上你姓戴的？老吴的眼睛睁得滚圆：谁在胡说？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工人，咱能违反纪律？小戴能上大学，是人家没丢书本，是政策改变了。

　　我相信那人的"胡说"，老吴是条为朋友两肋插刀而面不改色的汉子。我也相信老吴的反驳，是形势变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时刻，天理人心终于把邓公请出来了。

　　四

　　祖父、表伯都出身布衣。稚龄，以兴亡为己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岁，或以战略家的襟怀在江淮兴办工业，振兴中华，或以企业家的眼光在废墟上重建三军，保卫家园；晚年，在囹圄中、在小岛上，热爱生活、永葆尊严，把光明留在人间。

　　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生活还是给了我不少礼物：它让我把个人经历和家族古风深藏在心里、化作抄家也抄不走的财富。它教我如何面对灾难、如何忍受孤独；怎样把一手破牌打得有声有色，怎样把平淡日子过得轰轰烈烈。仅此，我就可以对相片上那个男孩讲：我对得起你。

　　我告诉儿子，照片后排站立的是将军夫人、早年合肥城的名媛曹德寿；中排右端的是沈家老太太，抗日烈士的母亲，我姑妈的婆婆；坐在祖父两侧的是蔺建安夫妇，蔺是我祖母的表弟，美裔华人作家，七十年代，他在美国中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陆内部发行《参考消息》经常转载，他去北京，周总理还接见呢；还有……

　　儿子说，哎哎，等会儿，老太爷有那么多儿孙，怎么就带你一个去香港？妻说：那还用问？ 老太爷的小尾巴，出门不带，准是死缠烂打、又哭又闹、没完没了。

　　我不禁大笑：这正是-- 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