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惠寄一封信

　　犹豫再三，最后选择了数学。看看父母已见花白的头发，不忍再让他们为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担心，我爸的问题尚未解决，更不能再给他添祸。

　　论研究数学的条件，最好的要数科学院数学所和北大数学系。在草原时，我有位挚友，一直对我很照顾。他知道我读过些数学书，特地十分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姐夫，一位任教于北大数学系的老师。这位老师姓程，人热情，又很随和。我插队期间，探家时跟他聊过几次，得到不少的鼓励。听完我报考数学研究生的打算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在代数上花的功夫最多，我得带你去见、见段先生，段学复。"我吃了一惊："怎么，段学复先生还活着？"我在草原上读过的最有趣的数学书，是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我读的是中译本，前面有段学复的一篇序，写得扼要、精辟。我下意识地觉得，在这样的经典之作上落下名字的，必是"古人"。"段先生当然健在，而且还是我们的系主任。"程老师接着叮嘱我，"咱们明天晚上去，说甚么，事先想好。你作过甚么东西，选重要的，带给段先生看、看。"

　　选无可选，我作的、与数学有关的，祇有一个本子，百多张廉价信纸，用线绳钉了个硬纸皮，算不算"东西"就不好说了。就这么个本子，当年还舍不得往上乱写。那时，思考数学需要写写画画，多半用零星废纸，像报纸边儿、烟盒背面之类。祇当得到自以为得意的想法，或遇上特别有趣的题目，纔动用这个本子。草原的冬天，蒙古包里、甚至屋里，冷到零下三十多度不新鲜。钢笔得时刻贴肉夹在腋下，用的时候再往外拿，写不了两行，还得放回去。墨水时冻时化，难免沉淀，字迹也因而浓淡不一。频繁地拿进拿出，一个操作不当，钢笔就会漏水，在纸上洇一小片儿。油灯的灯灰，蜡烛的蜡油，都时不时在本子上留下痕迹。可是，不带这个本子，还有甚么可带呢？

　　冬天黑得早，程老师领我走进燕东园时，天已黑透。段府是座小楼，楼下，文革中分派进来的住户，尚未迁出。我们摸黑走上狭窄的楼梯，段先生的书房紧靠楼梯口。段先生话不多，几乎没有谈数学，主要问我在草原的生活，吃甚么、穿甚么、冷不冷。问过我初中毕业的学校后，段先生仿佛轻叹了口气，说了句半截话："四中啊，那难怪???"忐忑不安地把我那个破旧的本子交到段先生手里，我和程老师起身告辞，段先生送到楼梯口。路上，我和程老师议论了几句，都摸不清段先生的态度。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脾气，"考、考再说"，我反正决心已定。

　　没想到，这决心几天后就动摇了。在这之前，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快儿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们哥仨本不怵考试，我和大弟弟开玩笑说，拿左脚答卷，也能考上。结果，头一批录取通知书，拖到最后，纔轮到我小弟弟，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居然没份儿。不用说，爸爸的事，影响还在。小弟弟好歹是个团员，多年的先进。我们哥儿俩都是回城插青，我更连个单位都没有，想找人说理，都没处找去。那个沮丧啊，真叫万念俱灰，明知道北大已开始研究生报名，也无心去。反正没希望，何必再试？

　　就在北大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两天，我接到段先生的一封信！时隔三十年，迁徙数万里，原信找不到了，可信上的每一个字，直到今天，祇要合上眼睛，还历历在目："今天，我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细查了一遍报名册，没有找到你的名字。报名即将截止，你务必抓紧办理。"我手里捧着信，全身止不住地颤抖。早上收到信，我午前赶到北大，报了名。回来顾不上吃饭，我立刻投入狂热的复习。为段先生这封信、这份情，也得拼，我绝不能自己趴下。

　　那些日子，我妈为我们哥儿俩的事，不断找父亲的机关理论。作母亲的在这种事情上，态度之强硬，可以想见。最后，机关向市招生办公室行文，证明虽然父亲的问题未完全落实，但不应影响儿女应试、入学。

　　一个多星期后，我和我的大弟弟收到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我收到北大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寄来的准考证。

　　慈母错买一本书

　　最近这十几年，我赖以糊口的手艺，是编写计算器程序。其实，我在学校里，从未选修过任何与计算器有关的课程。进入软件公司前，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计算器系，教过两年书。最初给别人讲解计算器科学，则要追溯到我在耶鲁大学的第三年。

　　初到美国，妻子和我都学数学，一个在纽黑文，一个在圣路易斯。两年后，她转学过来，改行进了计算器系，天下从此多事。打结婚起，妻子就养成个习惯，凡是她的同学、朋友，祇要学习上遇到甚么难解的问题，一律往我这儿领。在国内，她的说法是，"让我爱人给你讲讲"；出了国，说法换成"让我先生给你讲讲"，再进一步港台化，"让我老公给你讲讲"。但万变不离其宗，不问专业，是书，我就有义务讲通，是题，我就有义务解答。原来她念本科，本科生我还勉强可以对付。这回可要对付研究生，念硕士、念博士的都有。有一样比从前容易点儿，她初到一地，交游不广，祇限计算器专业。

　　真讲起来，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居然应付裕如。不管哪门课，略翻翻书，开口就能讲。不管多难的题，细想想，总能做出来。我怎么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有如此聪明？琢磨了好久，纔恍然大悟：许多有关计算器的知识，早就存在我记忆的深处。

　　还是我在草原的时候，我妈那些年永远罣在心上的一件头等大事，就是买书。文革中，买书太难了。我妈得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钱，在烈日下，在寒风里，一趟一趟地往书店跑。书买到手，还得分寄给远在"五、七干校"的父亲以及分处内蒙古三地的姐姐、大弟弟和我。而且这四个人，需要、爱好各不相同。我妈念书不多，对各样的学问却有难以索解的直觉。她买来的书，总是我们急需的或感兴趣的。如果我在阅读中感觉缺了甚么环节，不用我开口，她早晚会给我补上。唯独一次，我妈竟然买错了书！

　　我把那本书拿在手上，懊恼万分。盼了这么多日子，盼来本工科数学，还是供"工农兵学员"用的教科书。这种粗浅的东西，哪能入得了我的眼？顺手翻翻，发现书的后部，有小半本是介绍计算器的原理和编程。咱是玩高雅的，这机器和我也挨不上边儿啊。书压了箱底，妈妈的心意在里面，用来生火，那不成了忤逆了！直到某个星期天，突然发现手边没有新鲜书可读，这纔找出那本书来。拿计算器解、解闷儿吧。浏览几页，感觉叙述得过于简略，凝神细看，处处对不上卯儿。这反倒激起我的好胜心，非弄清楚不可。冥思苦想三个月，我从数学中得到的逻辑训练发挥了作用，最后完全想透彻。仰天一笑，书又进了箱底，并且再不曾出来。

　　那是74年的事情，十一年过去，早已忘到脑后，而到手的知识，却一点儿没丢。从帮助朋友辅导课业，到任教计算器系，乃至后来进入软件公司，归根结底，靠的都是那三个月苦读，读一本妈妈买错的书。

　　尾声

　　今年，公元2007年，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今年是我们插队草原四十周年，又恰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更是我那六十九位长眠在草原上的伙伴，去世三十五周年。回望来路，常有人生如梦的慨叹。

　　往事历历如昨。当日的悲哀和欢乐、屈辱和骄傲，此时想起，仍会血涌如潮。那些曾在人生路上与我结伴同行者，他们年轻的面容，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也许这便是年华老去的征象。

　　数十年间，世态炎凉，世局翻覆，世事沧桑。悲观论者，还可以加一句，世风日下。然而，不歇的还有苦斗，不减的还有真情，不移的还有信念。就算人生真的如梦，那也是一场永远不会醒的大梦。